論「聖經考古」與舊約研究
陳永浩 Chan Wing Ho Michael

不論是猶太信仰或基督宗教，除了在神學和其他層面的研究和討論，始終都不能離開「歷史宗教」這個根基：即我們的信仰，並不是建基於單純的思想或神話之上。舊約聖經裡除了記載了神學理念和聖經論述，更有歷史：是一位真神帶領著祂的子民的故事。猶太人籍信仰上主及遵行祂的律法，與主及彼此連結，這並不只是一個宗教和信念，而是以此塑造出其獨特的歷史、語言、文化、國家與民族。轉句話說，若不參照以色列經歷的歷史，我們將不能完全理解舊約聖經中的神學、思想和信仰。

當舊約研究與歷史宗教的背景下，證實歷史，以致考證歷史就成了必然的步驟。而這樣就使舊約聖經研究與現代考古學碰上了。本文旨以「聖經考古」為題，分析其對舊約聖經研究的相互影響，並討論在研究舊約時，對「聖經考古」所應之持有的原則。

何謂「考古學」與「聖經考古學」？

查「考古」一詞，源於希臘文 “arkhaiologia” ，解作「遠古歷史」。這是一種起源於十七世紀西方社會，旨在於從一個地點中挖掘得到的遺物及遺留的物質，予以分析後，用以研究當時人類「史前時代」與「歷史時代」的研究學科。 現代考古學則源於十九世紀，常被稱為「田野考古學」，早期被視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旨在研究人類歷史與史前史。但後來美國學術界則把考古學歸入於社會科學的範疇中，成於人類學的一個分支。

考古學可分為「廣義」與「狹義」的考古學。廣義考古學是指對考古調查發掘出的一切遺物、遺跡的分析研究，其中亦包括對動植物、礦物等各種資料的分析研究；狹義考古學則是專指對人工產品、文化遺物的分析研究。現代考古學本身並不只於「證實古蹟」，更有「查考」歷史的意思，所以，考古學有別於著重研究起源、鑑證真偽的金石學、古器物學，而是會對查考的器物與歷史作比對，以作引證和批判的。
而「聖經考古學」是考古學中一個重要的分支。聖經考古學的主要目的，是為考證以色列人在聖經記載中，以及聖經記載以外生活紀錄，用以助證聖經歷史，以及幫助我們了解猶太人當時生活處境，以更了解相關聖經的教導與意義。然而，這又引起了對這個學科目的之討論：究竟聖經考古學是為要「證明」聖經真偽？還是主要是為「發現」，用以補充聖經故事的背景？事實上，大多數聖經考古的成果，既不證實聖經，也不能為之證偽，以聖經考古作為信仰的證據，實為不當的做法。另一方面，聖經（神的話）本身可以自己證立，並不需要「考古證實」的。故現今聖經考古學研究，多以「補充」聖經資料為主流。

考古學與聖經研究的異同

若將考古學與聖經研究作比對的話，我們可從兩者的中心訊息、對原作者（原有者）的考據、其身份代表性、編修、內容、解讀、意識形態和傳統傳承等方面，看到當中不同的特質。

首先，我們知道聖經除了是神與以色列民之間故事，更是有其論述與中心思想，當中有著突出的訊息（Message）。以聖經而言，這個訊息是被設定為「由上而下」，從耶和華而來的。從考古發現的文物，當然也會有其載附著的訊息，但其內容是否如聖經般有導向性，則極為個別性：以近代考古發現其中一個的經典：龐貝古城為例，其中最多的是一般民間生活的紀述（最著名的是城上6000多處塗鴉），當中的訊息就肯定是「由下而上」了。

另一方面，聖經不同書卷的作者，不論是摩西、先知、君王、詩人，或是智慧人著作，均有意義。每位作者的身份和背景和其帶出的意義，是一個由上而下，由神「選擇」的過程（如提後三章十六至十七節所言：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但考古發現卻是偶然和隨機的，頂多是在發現文物後，推算出其原有者的身份背景，和理解出該文物的含意。以龐貝古城為例，就是在考古發現後，才能推想其城市建設、特色，和被湮沒的原因，而這些是由後來的發現，從而想前面而來的，與聖經作者成書的過程相反。

對於舊約研究而言，聖經經卷的選擇和排列，編修等，都是很重要的一個研究議題。這些編修除了是編排設計之外，也帶出訊息（如舊約中的Torah, Navim和Ketuvim，就是有特別次序的編排，當中更有獨特的意義），是經過長年的，嚴謹的挑選過程。相反地，考古出土的物件，很多時都是在偶然發現的情況發現，本身未必帶有連貫性，最有可能的情況下，也只是因在同一「文化層」 一同發現，以將不同的出土文物作分類比對，再以解讀的方式，推測出不同物品的相連性，其過程與聖經編修的情況不同。

就以上的特點而言，可以看到舊約聖經研究，著重的是找出聖經本身的同容和訊息，從作者、文本、表達手法、編修等，其要從出聖言所裝載的意旨，其實是甚具意識形態的。而除了文本資料，以色列人的歷史，就是最要佐證，以解釋和引導讀者明白由聖經帶出來，源自上主的真意。然而考古學的研究，主要是重組未知的歷史與史前情況。考古學將找到的文物，與其他的資料比對、解讀後組立出來的，雖然也有意識形態，但只能以「後人」的身份建構出來的一個可能解讀，其本質是科學性與歷史性的，其結論也不一定是全對的。說到底，考古學是一門實證科學（Positive Science），在每一個解讀和推論之下，其實都是建構於不同的理論（Theory）和假定（Assumption）；而在實證科學中的第一個原則，就是一個理論現時可行，只因其理論和相關的假定「未被推翻」，而就算這些理論再完備，都不能排除有「被推翻」的可能。即所有解說結果，都只是現在「最可行而未被推翻的解釋」，而不是「絕對真理」。所以，若一個考古發現被認為是「真理」，而不容推翻的話，這說法本身已經違反了科學原則：因考古發現所得，正是「可能被推翻」的科學發現中的一種。

而從意識形態外，聖經研究著重對與訊息和相關的傳統、智慧、知識傳承下去。有效的傳承，除了一代與一代是薪火相傳外，其內容的整全，表達的完整是十分重要：縱然在傳承當中，可能會有失傳或添加，但基本的訊息，主旨和意義內容是不變的，不然就會變成「以訛傳訛」，將原來的要傳承的真理扭曲了。但考古研究對歷史傳承的觀點則不同：首先考古學對文物的假設是「無盡」的，即現時我們未有相關的文物和資料，是我們「未找到」而已，而不是「沒有」。這意味著，今日從考古發現整理出來的「傳承」，一方面可能會被推翻（基於考古學是科學的原則），另一方面則是永無窮盡，永遠都有可能繼續加添的（不是「沒有」，只是你未找到而已）；而同時很多時考古發現都是斷斷續續，在偶然情況下獲得的。在這原則下，考古學發現就很難以「傳承」的角度理解。

最後就是內容了。聖經的訊息是真理，本身自證，也是無誤。但考古學本身是一個「價值中立」的學科，其任務旨在發現，整理及解讀從考古活動中找到的文物。與已知或未知歷史的關連。考古學對於聖經本身，除了是證實，也同時可以是證偽的。就以「以色列」和「大衛王」這兩個名字為例，兩者從來都只出現於聖經中，從沒有聖經以外的佐證，一直到近代考古的發現，才將這兩大問題解開。「大衛家」的名字，從但廢墟中發現的石碑中（Tel Dan Stele）找到，從而成了有實物證實的存證，這是「被證實」的例子。然而就算有了實證，也可能是證偽的：於1896年發現的米聶他石碑（The Merneptah Stele），記載當時埃及法老的功績，當中記述了「以色列」的字號：這是現時為止，唯一在聖經以外寫上「以色列」的紀錄。然而，名字的確是有了，但也帶來爭議：因為碑文中顯示的「以色列」，並不是一個「國家」，而只是一個「族群」，其描述更是對以色列不利：「以色列已被廢了…她已沒有後裔根苗。」 若單以字面解讀，豈不是證明以色列一早已經滅亡？這豈不是「證偽」了石碑出現後的舊約聖經歷史是假的？還是我們應將之解讀為作者有意貶低以色列，理解這段文字為「以色列還未成氣候對抗我」？可想而知，考古的內容是利是弊，其實可以是兩刃劍來的。

由考古到聖經研究的討論

那我們應怎樣將考古學應用於聖經研究？或許我們可以從「是」與「非」來討論這問題。首先，若有人想籍考古學的發現，來「證實」聖經的做法，其實有兩方面的錯誤。第一，我們的信仰，是相信真理，而不是信證據。以考古證實聖經，看似能加強聖經的可信性，其實是將「真理」降格成為「證據」，而使我們所信的劣化，正如希伯來書十一章所指：「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第一節）」以及「我們因著信、就知道諸世界是藉 神話造成的．這樣、所看見的、並不是從顯然之物造出來的（第三節）。」我們所信的，不用，也不應以考古學的發現（或其他非信仰的發現）用作證明的。我們的信心，正是用來證明所信之道，並不能以其他東西取代的。

另一方面，考古學並不是「設計」來證實聖經的。其科學的學科本質只用以作「考據」，而不會「一定證實」聖經真確。而以考古作科學驗證，其標準也與我們相信聖經的基準並不相同，弄不好的話，少則成為笑話，大則作壞見證！近年來以「聖經考古」鬧出問題的經典例子，可算是影音使團的「方舟事件」：由其對考古驗證標準的「求其」，到胡亂宣稱「99.9%」找到方舟，既不能使人相信方舟真的存在，更成為教內教外失笑的例子。

相對來說，我們應以考古學發現，作為理解教聖經背景和歷史資料的輔助角色。不論是猶太教，還是基督信仰，我們一直都是強調所信的是一個「歷史信仰」：歷史既是我們理解信仰的一個重要成份，然而聖經並不是將所有有關以色列人的歷史、文化、人物（如聖經中無提及的愛色尼人）和背景資料全部寫下來。對於一些有助於我們理解聖經意義，但也不見於聖經的資料，聖經考古的發現就派上用場了。就如在士師記三章，記述以笏左手便利（原文是右手殘缺）他如何將王刺殺，鎖上和逃走？答案在於研究當時埃及彈子鎖（Tumbler Lock）之考古發現：該類鎖原來是可用左手開啟的。

總括而言，「聖經考古」本身並不是為「證實聖經」的靈丹妙藥；同樣地，它也不是用來攻擊信仰真偽的武器。我們並不需要用考古的證據來證實真理，卻需要利用考古的發現來豐富我們對聖經的認識，補足我們對猶太人歷史、文化、背景資料認知的不足。如此相輔相成，就是使用「聖經考古」來助益於舊約研究的最正確方法。

（3935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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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Rabbi Dosick, Wayne著，劉幸枝譯（2006）《猶太信仰之旅：猶太人的信仰、傳統與生活》新北市：聖經資源中心，第28-33頁。然而需要說明的是，歷史宗教（Historical Religion），與唯史論（Historicism）與歷史考據法（Historical Criticism）並不相同，在此恕不詳述。
[ 2 ]. Hanks, Patrick (ed.) (1999) 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原文是：”The study of human history and prehistory through the excavation of sites and the analysis of artefacts and other physical remains.”
[ 3 ]. 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考古學》，
網址：http://proj1.sinica.edu.tw/~damta/mu03.html
[ 4 ]. Wright, G. Ernest著，夏華、谷照凡譯（1986）《基督教神學教育叢書——聖經考古學》，第三版。台南市：東南亞神學院協會，第1-16頁。
[ 5 ]. 龐貝古城位於義大利南部的海濱城市那不勒斯，在西元79年維蘇威火山噴發，湮沒了整個城市，被人遺忘，直到18世紀中期才重見天日。由於保留了大量古羅馬帝國的建築遺跡和藝術文物，龐貝城成為了世界上著名的古城遺址。參：阿波羅新聞網（2011）《湮沒的文明：龐貝古城的前世今生》網址：http://tw.aboluowang.com/2011/1006/221176.html#sthash.5oYGCW1r.dpbs
[ 6 ]. 同註3。
[ 7 ]. Ralph W. Klein (2002) The Merneptah Stela.
URL: http://prophetess.lstc.edu/~rklein/Doc6/Merneptah.htm
[ 8 ]. 有關方舟考古問題，如何正確使用誦驗證方法（單說碳14方法是不夠的，還要看如何取樣，與作比對實驗等），參：卡爾．威蘭（2012）《「香港方舟」的傾覆︰最新概論》慎思明辨網站：http://arkwhy.org/2012/05/29/creation-hong-kong-ark-fiasco/（利申：本人參與了相關的聯署。）
[ 9 ]. Mara Bishop and Amanda Payne Burton (1997) Tumbler Lock, Egypt, Iraq, Greece, 1000 BCE. URL: http://www.smith.edu/hsc/museum/ancient_inventions/hsc09b.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