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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的，人能善用之，就可成大圣大贤。试举例言之，胡林翼曾说：“只要于公家有利，就是顽钝无耻的事，我都要干。”又说：“办事要包揽把持。”所谓顽钝无耻也，包揽把持也，岂非厚黑家所用的技术吗？林翼能善用之，就成为名臣了。
王简恒和廖绪初，都是我很佩服的人。绪初办旅省叙属中学堂和当省议会议员，只知为公二字，什么气都受得，有点像胡林翼之顽钝无耻。简恒办事，独行独断，有点像胡林翼之包揽把持。有天我当着他二人说道：“绪初得了厚字诀，简桓得了黑字诀，可称吾党健者。”历引其事以证之。二人欣然道：“照这样说来，我二人可谓各得圣人之一体了。”我说道：“百年后有人一与我建厚黑庙，你二人都是有配享希望的。” 民国元年，我在成都公论日报社内写《厚黑学》，有天绪初到我室中，见案上写有一段文字：“楚汉之际，有一人焉，厚而不黑，卒归于败者，韩信是也。胯下之辱，信能忍之，面之厚可谓至矣。及为齐王，果从蒯通之说，其贵诚不可言，独奈何于解衣推食之私情，贸然曰：“衣人这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卒至长乐钟室，身首异处，夷及三族，谓非咎由自取哉！楚汉之际，有一人焉，黑而不厚，亦归于败者，范增是也。……”绪初把我的稿子读了一遍，转来把韩信这一段反复读之，默然不语，长叹一声而去。我心想道：“这就奇了，韩信厚有余而黑不足，范增黑有余而厚不足，我原是二者对举，他怎么独有契于韩信这一段？”我下细思之，才知绪初正是厚有余而黑不足的人。他是盛德夫子，叫他忍气，是做得来，叫他做狠心的事，他做不来。患寒病的人，吃着滚水很舒服；患热病的人，吃着冷水很舒服；绪初所缺乏者，正是一黑字，韩信一段，是他对症良药，故不知不觉，深有感触。 中江谢绶青，光绪三十三年，在四川高等学堂与我同班毕业。其时王简恒任富顺中学堂监督，聘绶青同我当教习。三十四年下学期，绪初当富顺视学，主张来年续聘，其时薪水以两计。他向简恒说道：“宗吾是本县人，核减一百两，绶青是外县人，薪仍旧。”他知道我断不会反对他，故毅然出此。我常对人说：“绪初这个人万不可相交，相交他，银钱上就要吃亏，我是前车之鉴。”有一事更可笑，其时县立高小校校长姜选臣因事辞职，县令王琰备文请简恒兼任。有天简恒笑向我说道：“我近日穷得要当衣服了，高小校校长的薪水，我很想支来用。照公事说，是不生问题。像顺这一伙人，要攻击我，我倒毫不睬他，最怕的是他廖圣人酸溜溜说道：‘这笔款似乎可以不支吧。’你叫我这个脸放在何处？只好仍当衣服算了。”我尝对人说：“此虽偶尔谈笑，而绪初之令人敬畏，简恒之勇于克己，足见一斑。”后来我发明《厚黑学》，才知简恒这个谈话，是厚黑学上最重要的公案。我尝同雷民心批评：朋辈中资质偏于厚字者甚多，而以绪初为第一。够得上讲黑字者，只有简恒一人。近日常常有人说：“你叫我面皮厚，我还做得来，叫我黑，我实在做不来，宜乎我作事不成功。”我说：“特患你厚得不彻底只要彻底了，无往而不成功。你看绪初之厚，居然把简恒之黑打败，并且厚黑教主还送了一百银子的贽见。世间资质偏于厚字的人，万不可自暴自弃。” 相传凡人的颈子上，都有一条刀路，刽子手杀人，顺着刀路砍去，一刀就把脑壳削下。所以刽子手无事时，同人对坐闲谈，他就要留心看你颈上的刀路。我发明厚黑学之初，遇事研究，把我往来的朋友作为实验品，用刽子手看刀路的方法，很发见些重要学理。滔滔天下，无在非厚黑中人。诸君与朋辈往还之际，本我所说的法子去研究，包管生出无限趣味，比读四书五经、二十五史受的益更多。老子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夫髦矣，无志用世矣，否则这些法子，我是不能传授人的。 我遇着人在我名下行使厚黑学，叨叨絮絮，说个不休。我睁起眼睛看着他，一言不发。他忽然脸一红，噗一声笑道：“实在不瞒你先生，当学生的实在没法了，只有在老师名下行使点厚黑学。”我说道：“可以！可以！我成全你就是了！”语云：“对行不对货。”奸商最会欺骗人，独在同业前不敢卖假货。我苦口婆心，劝人研究厚黑学，意在使大家都变成内行，假如有人要使点厚黑学，硬是说明了来干，施者受者，大家心安理顺。 我把厚黑学发明过后，凡人情冷暖，与夫一切恩仇，我都坦然置之。有人对我说：“某人对你不起，他如何如何。”我说：“我这个朋友，他当然这样做。如果他不这样做，我的厚黑学还讲得通吗？我所发明的是人类大原则，我这个朋友，当然不能逃出这个原则。” 辛亥十月，张列五在重庆独立，任蜀军政府都督，成渝合并，任四川副都督，嗣改民政长。他设一个审计院，拟任绪初为院长。绪初再三推辞，乃以尹仲锡为院长。绪初为次长，我为第三科科长。其时民国初成，我以为事事革新，应该有一种新学说出现，乃把我发明的厚黑学发表出来。及我当了科长，一般人都说：“厚黑学果然适用，你看李宗吾公然做起科长来了。”相好的朋友，劝我不必再登。我就停止不登。于是众人又说道：“你看李宗吾，做了科长官，厚黑学就不登了。”我气不过，向众人说道：“你们只羡我做官，须知奔走宦场，是有秘诀的。”我就发明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每遇着相好的朋友，就尽心指授。无奈我那些朋友资质太钝，拿来运用不灵，一个个官运都不亨通，反是从旁窃听的和间接得闻的，倒还很出些人才。 在审计院时，绪初寝室与我相连，有一日下半天，听见绪初在室内拍桌大骂，声震屋瓦，我出室来看，见某君仓皇奔出，绪初追而骂之：“你这个狗东西！混帐……直追至大门而止（此君在绪初办旅省叙属中学时曾当教职员）。绪初转来，看见我，随入我室中坐下，气忿忿道：“某人，真正岂有此理！”我问何事，绪初道：“他初向我说：某人可当知事，请我向列五介绍。我唯唯否否应之。他说：‘事如成了，愿送先生四百银子。’我桌子上一巴掌道：‘胡说！这些话，都可拿来向我说吗？’他站起来就走，说道：‘算了，算了，不说算了。’我气他不过，追去骂他一顿。”我说：“你不替他说就是了，何必为此已甚。”绪初道：这宗人，你不伤他的脸，将来不知还要干些甚么事。我非对列五说不可，免得用着这种人出去害人。”此虽寻常小事，在厚黑学上却含有甚深的哲理。我批评绪初“厚有余而黑不足，叫他忍气是做得来”。叫他做狠心的事做不来，何以此事忍不得气？其对待某君，未免太狠，竟自侵入黑字范围，这是什么道理呢？我反复研究，就发见一条重要公例。公例是什么呢？厚黑二者，是一物体之两方面，凡黑到极点者，未有不能厚，厚到极点者，未有不能黑。举例言之：曹操之心至黑，而陈琳作檄，居然容他得过，则未尝不能厚；刘备之面至厚，刘璋推诚相待，忽然举兵灭之，则未尝不能黑。我们同辈中讲到厚字，既公推绪初为第一，所以他逃不出这个公例。 古人云：“夫道一而已矣。”厚黑二者，根本上是互相贯通的，厚字翻过来，即是黑，黑字翻过来，即是厚。从前有个权臣，得罪出亡。从者说道：“某人是公之故人，他平日对你十分要好，何不去投他？”答道：“此人对我果然很好。我好音，他就遗我以鸣琴，我好佩，他就遗我以玉环。他平日既见好于我，今日必以我见好于人，如去见他，必定缚我以献于君，果然此人从后追来，把随从的人捉了几个去请赏。这就是厚脸皮变而为黑心子的明证。人问：世间有黑心子变而为厚脸皮的没有？我答道：有！有！《聊斋》上马介甫那一段所说的那位太太，就是由黑心子一变而为厚脸皮。 绪初辱骂某君一事，询之他人，迄未听见说过，除我一人而外，无人知之，后来同他相处十多年，也未听他重提。我尝说：“绪初辱骂某君，足见其人刚正，虽暗室中，亦不可干以私，事后绝口不言，隐人之恶，又见其盛德。”但此种批评，是站在儒家立场来说，若从厚黑哲学上研究，又可得出一条公例：“黑字专长的人，黑者其常，厚者其暂；厚字专长的人，厚者其常黑者其暂。”绪初是厚字专长的人，其以黑字对付某君，是暂时的现象；事过之后，又回复到厚字常轨，所以后此十多年隐而不言。我知他做了此等狠心事，必定于心不安，故此后见面，不便向他重提此事。他办叙属学堂的时候，业师王某来校当学生，因事犯规，绪初悬牌把他斥退。后来我曾提起此事，他蹙然道：“这件事我疚心。”这都是做了狠心的事，要恢复常轨的明证。因知他辱骂某君一定很疚心，所以不便向他重提。 绪初已经死了十几年，生平品行，粹然无疵。凡是他的朋友和学生，至今谈及，无不钦佩。去岁我做了一篇《廖张轶事》，叙述绪初和列五二人的事迹，曾登诸《华西日报》。绪初是国民党的忠实信徒，就是异党人，只能说他党见太深，对于他的私德，仍称道不置。我那篇《廖张轶事》，曾胪举其事，将来我这《厚黑丛话》写完了，莫得说的时候，再把他写出来，充塞篇幅。一般人呼绪初为廖大圣人，我看他，得力全在一个厚字。我曾说：“用厚黑以图谋公利，越厚黑人格越高尚。”绪初人格之高尚，是我们朋辈公认的。他的朋友和学生存者甚多，可证明我的话不错，即可证明我定的公例不错。 我发表《厚黑学》，用的别号是独尊二字，与朋友写信也用别号，后来我改写为“蜀酋”。有人问我蜀酋作何解释？我答应道：我发表《厚黑学》，有人说我疯了，离经叛道，非关在疯人院不可。我说：那吗，我就成为蜀中之罪酋了。因此名为蜀酋。我发表《厚黑学》过后，许多人实力奉行，把四川造成一个厚黑国。有人向我说道：国中首领，非你莫属。我说：那吗，我就成为蜀中之酋长了。因此又名蜀酋。再者，我讲授厚黑学，得我真传的弟子，本该授以衣钵，但我的生活是沿门托钵，这个钵要留来自用，只有把我的狗皮褂子脱与他穿。所以独字去了犬旁，成为蜀字。我的高足弟子很多，弟子之足高，则先生之足短，弟子之足高一寸，则先生之足短一寸。所以尊字截去寸字，成为酋字。有此原因，我只好称为蜀酋了。 世间的事，有知难行易的，有知易行难的，惟有厚黑学最特别，知也难，行也难。此道之玄妙，等于修仙悟道的口诀，古来原是秘密传授，黄石老人因张良身有仙骨，于半夜三更传授他，张良言下顿悟，老人以王者师期之。无奈这门学问太精深了，所以《史记》上说：“良为他人言，皆不省，独沛公善之。”良叹曰：“沛公殆天授也。”可见这门学问不但明师难遇，就遇着了，也难于领悟。苏东坡曰：“项籍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此子房教之也。”衣钵真传，彰彰可考。我打算做一部《厚黑学师承记》，说明授受渊源，使人知这门学问，要黄石公这类人才能传授，要张良、刘邦这类人才能领悟。我近倡厚黑救国之说，许多人说我不通，这也无怪其然，是之谓知难。 刘邦能够分杯羹，能够推孝惠鲁元下车，其心之黑还了得吗？独至韩信求封假齐王，他忍不得气，怒而大骂，使非张良从旁指点，几乎误事。勾践入吴，身为臣，妻为妾，其面之厚还了得吗？沼吴之役，夫差遣人痛哭求情，勾践心中不忍，意欲允之。全亏范蠡悍然不顾，才把夫差置之死地。以刘邦、勾践这类人，事到临头，还须军师临场指挥督率才能成功，是之谓行难。 苏东坡的《留侯论》，全篇是以一个厚字立柱。他文集中，论及沼吴之役，深以范蠡的办法为然。他这篇文字，是以一个黑字立柱。诸君试取此二字，细细研读，当知鄙言不谬。人称东坡为坡仙，他是天上的神仙下凡，才能揭出此种妙谛。诸君今日，听我讲说，可谓有仙缘。噫，外患迫矣，来日大难，老夫其为黄石老人乎！愿诸君以张子房自命。

全一卷 第19章 厚黑丛话卷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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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西日报》民国二十四年十月
有人读《厚黑经》，读至“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诱之仁义，而充其本然之厚黑”，发生疑问道：“李宗吾，你这话恐说错了。孟子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可见仁义是本然的。你怎么把厚黑说成本然，把仁义说成外诱？”我说：“我倒莫有说错，只怕你们那个孟子错了。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他这个话究竟对不对，我们要实地试验。就叫孟子的夫人把他新生小孩抱出来，由我当着孟子试验。母亲抱着小孩吃饭，小孩伸手来拖，如不提防，碗就会落地打烂。请问孟子，这种现象是不是爱亲？母亲手中拿一块糕饼，小孩伸手来索，母亲不给他，放在自己口中，小孩就会伸手从母亲口中取出，放在他口中。请问孟子，这种现象是不是爱亲？小孩在母亲怀中食乳，食糕饼，哥哥走近前，他就要用手推他打他。请问孟子，这种现象是不是敬兄？只要全世界寻得出一个小孩，莫得这种现象，我的厚黑学立即不讲，既是全世界的小孩无一不然，可见厚黑是天性中固有之物，我的厚黑学当然成立。” 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小孩见母亲口中有糕饼，就伸手去夺，在母亲怀中食乳食糕饼，哥哥近前，就推他打他，都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依孟子所下的定义，都该认为良知良能。孟子教人把良知良能扩而充之，现在许多官吏刮取人民的金钱，即是把小孩时夺取母亲口中糕饼那种良知良能扩充出来的。许多志士，对于忠实同志，排挤倾轧，无所不用其极，即是把小孩食乳食糕饼时推哥哥、打哥哥那种良知良能扩充来的。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现在的伟人，小孩时那种心理，丝毫莫有失掉，可见中国闹到这么糟，完全是孟子的信徒干的，不是我的信徒干的。 我民国元年发表《厚黑学》，指定曹操、刘备、孙权、刘邦几个人为模范人物。迄今廿四年并莫一人学到。假令有一人像刘备，过去的四川，何至成为魔窟？有一人像孙权，过去的宁粤，何至会有裂痕？有一人像曹操，伪满敢独立吗？有一人像刘邦，中国会四分五裂吗？吾尝曰：“刘邦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曹操斯可矣，曹操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刘备、孙权斯可矣。”所以说中国闹得这么糟，不是我的信徒干的。 汉高祖分杯羹，是把小孩夺母亲口中糕饼那种良知良能扩充出来的。唐太宗杀建成、元吉，是把小孩食乳食糕饼时推哥哥、打哥哥那种良知良能扩充出来的。这即是《厚黑经》所说：“充其本然之厚黑。”昔人咏汉高祖诗云：“俎上肉，杯中羹，黄袍念重而翁轻。?羹嫂，羹颉侯，一饭之仇报不休。……君不见汉家开基四百明天子，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乃如此。”汉高祖把通常所谓五伦与夫礼义廉耻扫荡得干干净净，这却是《厚黑经》所说：“去夫外诱之仁义。” 有人难我道：“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据你这样说，岂不是应该改为‘恻隐之心人皆无之’吗？”我说：“这个道理，不能这样讲。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明明提出怵惕恻隐四字。下文忽言‘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平空把怵惕二字摘来丢了，请问是何道理？再者孟子所说：‘乍见孺子将入于井’，这是孺子对于井发生了死生存亡的关系，我是立在旁观地位。假令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请问孟子，此心作何状态？此时发出来的第一念，究竟是怵惕，是恻隐？不消说，这刹那间只有怵惕而无恻隐，只能顾我之死，不暇顾及孺子之死。非不爱孺子也，事变仓卒，顾不及也。必我心略为安定，始能顾及孺子，恻隐心乃能出现。我们这样的研究，就可把人性真相看出。怵惕是为我的念头，恻隐是为人的念头。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李宗吾曰：‘怵惕之心，厚黑之端也。’孟子讲仁义，以恻隐为出发点。我讲厚黑，以怵惕为出发点。先有怵惕，后有恻隐，孟子的学说是第二义，我的学说才是第一义。” 成都属某县，有曾某者，平日讲程朱之学，品端学粹，道貌岩岩，人呼为曾大圣人，年已七八十岁，当县中高小学校校长。我查学到校，问：“老先生近日还看书否？”答：“现在纂集宋儒语录。”我问：“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何以下文只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把怵惕二字置之不论，其意安在？”他听了沉吟思索。我问：“见孺子将入于井，发出来的第一个念头，究竟是怵惕，是恻隐？”他信口答道：“是恻隐。”我听了默然不语，他也默然不语。我本然想说；第一念既是恻隐，何以孟子不言“恻隐怵惕”而言“怵惕恻隐”？因为他是老先生，不便深问，只问道：“宋儒之书，我读得很少，只见他们极力发挥恻隐二字未知对于怵惕二字，亦会加以发挥否？”他说：“莫有。”我不便往下再问，就谈别的事去了。 《孟子》书上，孩提爱亲章，孺子将入井章，是性善说最根本的证据。宋儒的学说，就是从这两个证据推阐出来的。我对于这两个证据，根本怀疑，所以每谈厚黑学，就把宋儒任意抨击。但我生平最喜欢怀疑，不但怀疑古今人的说法，并且自己的说法也常常怀疑。我讲厚黑学，虽能自圆其说，而孟子的说法，也不能说他莫得理由。究竟人性的真相是怎样？孟子所说：孩提知爱和恻隐之心，又从何处生出来呢？我于是又继续研究下去。 中国言性者五家，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告子言性无善无恶，扬雄言善恶混，韩昌黎言性有三品。这五种说法，同时并存，竟未能折衷一是。今之政治家，连人性都未研究清楚，等于医生连药性都未研究清楚。医生不了解药性，断不能治病；政治家不了解人性，怎能治国？今之举世纷纷者，实由政治家措施失当所致。其措施之所以失当者，实由对于人性欠了精密的观察。 中国学者，对于人性欠精密的观察，西洋学者，观察人性更欠精密。现在的青年，只知宋儒所说“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个道理讲不通……这都是对于人性欠了研究，才有这类不通的学说。学说既不通，基于这类学说生出来的措施，遂无一可通，世界乌得不大乱？ 从前我在报章杂志上，常见有人说：“中国的礼教，是吃人的东西。”殊不知西洋的学说，更是吃人的东西。阿比西尼亚被墨索里尼摧残蹂躏，是受达尔文学说之赐，将来算总帐，还不知要牺牲若干人的生命。我们要想维持世界和平，非把这类学说一律肃清不可。要肃清这类学说，非把人性彻底研究清楚不可。我们把人性研究清楚了，政治上的设施，国际上的举动，才能适合人类通性，世界和平才能维持。 我主张把人性研究清楚，常常同友人谈及。友人说：“近来西洋出了许多心理学的书，你虽不懂外国文，也无妨买些译本来看。”我说：“你这个话太奇了！我说个笑话你听：从前有个查学员视察某校，对校长说：‘你这个学校，光线不足。’校长道：‘我已派人到上海购买去了。’人人有一个心，自己就可直接研究，本身就是一副仪器标本，随时随地都可以试验，朝夕与我往来的人，就是我的试验品，你叫我看外国人著的心理学书，岂不等于到上海买光线吗？”闻者无辞可答。 我民国元年著的《厚黑学》，原是一种游戏文字，不料发表出来，竟受一般人的欢迎，厚黑学三字，在四川几乎成一普通名词。我以为此种说法能受人欢迎，必定于人性上有关系，因继续研究。到民国九年，我想出一种说法，似乎可以把人性问题解决了，因著《心理与力学》一文，载入《宗吾臆谈》内。我这种说法，未必合真理，但为研究学术起见，也不妨提出来讨论。 西洋人研究物理学研究得很透彻，得出来的结论，五洲万国无有异词，独于心理学却未研究透彻，所以得出来的结论，此攻彼讦。这是甚么道理呢？因为研究物理，乃是以人研究物，置身局外，冷眼旁观，把真相看得很清楚，毫无我见，故所下判断最为正确。至于研究心理学，则研究者是人，被研究者也是人，不知不觉就参入我见，下的判断就不公平。并且我是众人中之一人，古人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即使此心放得至公至平，仍得不到真相。因此我主张：研究心理学，应当另辟一个途径来研究。科学家研究物理学之时，毫无我见，等他研究完毕了，我们才起而言曰：“人为万物之一，物理与人事息息相通，物理上的公例也适用于人事。”据物理的公例，以判断人事，而人就无遁形了。声光磁电的公例，五洲万国无有异词。人之情感，有类磁电，研究磁电，离不脱力学公例，我们就可以用力学公例以考察人之心理。 民国九年，我家居一载，专干这种工作，用力学上的公例去研究心理学，觉到许多问题都涣然冰释。因创一公例曰：“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从古人事迹上，现今政治上，日用琐事上，自己心坎上，理化数学上，中国古书上，西洋学说上，四面八方印证起来，似觉处处可通。有了这条公例，不但关于人事上一切学说若网若纲，有条不紊，就是改革经济政治等等，也有一定的轨道可循，而我心中的疑团，就算打破，人性问题就算解决了。但我要声明：所谓疑者，是我心中自疑，非谓人人俱如是疑也。所谓解决者，是我自谓解决，非谓这个问题果然被我解决也。此乃我自述经过，聊备一说而已。 本来心理学是很博大精深的，我是个讲厚黑学的，怎能谈这门学问？我说“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等于说“水之波动，循力学公例而行”。据科学家眼光看来，水之性质和现象，可供研究者很多，波动不过现象中之一小部分。所以我谈心理，只谈得很小很小一部分，其余的我不知道，就不敢妄谈。 为甚力学上的公例可应用到心理学上呢？须知科学上许多定理，最初都是一种假说，根据这种假说，从各方试验，都觉可通，这假说就成为定理了。即如地球这个东西，自开辟以来就有的，人民生息其上，不经经过了若干万万年，对于地球之构成就无人了解。距今二百多年以前，出了个牛顿，发明万有引力，说“地心有吸力，把泥土沙石吸成一团，成为地球。”究竟地心有无吸力，无人看见，牛顿这个说法，本是假定的，不过根据他的说法，任如何试验，俱是合的，于是他的假说就成了定理。从此一般人都知道：“凡是有形有体之物，俱要受吸力的吸引。”到爱因斯坦出来，发明相对论，本牛顿之说扩大之，说：“太空中的星球发出的光线，经过其他星球，也要受其吸引。因天空中众星球互相吸引之故，于是以直线进行之光线，就变成弯弯曲曲的形状。”他这种说法，经过实地测验，证明不错，也成为定理。从此一般人又知道，有形无体之光线，也要受吸力的吸引。我们要解决心理学上的疑团，无妨把爱因斯坦的说法再扩大之，说：“我们心中也有一种引力，能把耳闻目?、无形无体之物吸收来成为一个心。心之构成，与地球之构成相似。”我们这样的设想，牛顿的三例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可适用到心理学方面，而人事上一切变化，就可用力学公例去考察他了。 通常所称的心，是由于一种力，经过五官出去，把外边的事物牵引进来，集合而成的。例如有一物在我面前，我注目视之，即是一种力从目透出去，与那个物连结；我将目一闭，能够记忆那物的形状，即是此力把那物拖进来绾住了。听人的话能够记忆，即是把那人的话拖进来绾住了。由这种方式，把耳濡目染与夫环境所经历的事项一一拖进来，集合为一团，就成为一个心。所以心之构成，与地球之构成完全相似。 一般人都说自己有一个心，佛氏出来，力辟此说，说：“人莫得心，通常所谓心，是假的，乃是六尘的影子。”圆觉经曰：“一切众生，无始以来，种种颠倒，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我们试思，假使心中莫得引力，则六尘影子之经过，亦如雁过长空，影落湖心一般，雁一去，影即不存。而吾人见雁之过，其影能留在心中者，即是心中有一种引力把雁影绾住的原故。所以我们拿佛家的话来推究，也可证明心之构成与地球之构成是相似的。 佛家说：“六尘影子落在八识田中，成为种子，永不能去。”这就像谷子豆子落在田土中，成为种子一般。我们知谷子豆子落在田土中，是由于地心有引力，即知六尘影子落在八识田中，是由于人心有引力。因为有引力绾住，所以谷子豆子在田土中永不能去，六尘影子在八识田中也永不能去。 我们如把心中所有知识一一考察其来源，即知其无一不从外面进来。其经过的路线，不外眼耳鼻舌身。虽说人能够发明新理，但仍靠外面收来的智识作基础。犹之建筑房屋，全靠外面购来的砖瓦木石。假如把心中各种智识的来源考出了，从目进来的，命他仍从目退出去，从耳进来的，令他仍从耳退出去，其他一一俱从来路退出，我们的心即空无所有了。人的心能够空无所有，对于外物无贪恋，无嗔恨，有如湖心雁影，过而不留，这即是佛家所说“还我本来面目”。 地球之构成，源于引力，意识之构成，源于种子，试由引力再进一步，推究到天地未有以前，由种子再进一步，推究到父母未生以前，则只有所谓寂兮寥兮的状况，而二者就会归于一了。由寂兮寥兮生出引力，而后有地球，而后有物。由寂兮寥兮，生出种子，而后有意识，而后有人。由此知心之构成与地球之构成相似，物理与人事相通，故物理学的规律可适用于心理学。 心理的现象，与磁电现象很相像。人有七情，大别之，只有好、恶二种。心所好的东西，就引之使近；心所恶的东西，就推之使远。其现象与磁电相同。人的心，分知、情、意三者，意是知与情合并而成，其元素只有知、情二者。磁电同性相推，异性相引，他相推相引的作用，是情的现象。能够差别同性异性，又含有知的作用。可见磁电这个东西，也具有知、情，与我们的心理是一样的。阳电所需要的是阴电，忽然来了一个阳电，要分他的阴电，他当然把他推开。阴电所需要的是阳电，忽然来了一个阴电，要分他的阳电，他当然也把他推开。这就像小儿食乳食糕饼的时候，见哥哥来了，用手推他打他一般，所以成了同性相推的现象。至于磁电异性相引，犹如人类男女相爱，更是不待说的。所以我们研究心理学，可当如磁电学研究。 佛说：“真佛法身，映物现形。”宛然磁电感应现象。又说：“本性圆融，用遍法界。”又说：“非有非无。”宛然磁电中和现象。又说：“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简直是物理学家所说“能力不灭”。因此之故，我们用力学公例去考察人性，想来不会错。

全一卷 第20卷 厚黑丛话卷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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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图
孟子讲性善，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我讲厚黑学，说：“小儿见母亲口中有糕饼，就取来放在自己口中。小儿在母亲怀中食乳食糕饼，见哥哥走近来，就用手推他打他。”这两种说法，岂不是极端相反吗？究竟人性的真相是怎样？我们下细观察，即知小儿一切动作，都是以我为本位，各种现象，都是从比较上生出来的。将母亲与己身比较，小儿更爱己身，故将母亲口中糕饼取出，放入自己口中。母亲是怀抱我、乳哺我的人，拿母亲与哥哥比较，母亲与我更接近，故更爱母亲。大点的时候，与哥哥朝夕一处玩耍，有时遇着邻人，觉得哥哥与我更接近，自然更爱哥哥。由此推之，走到异乡，就爱邻人；走到外省，就爱本省人；走到外国，就爱本国人。其间有一定之规律，其规律是：“距我越近，爱情越笃，爱情与距离成反比例。”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是相像的。我们把他绘出来，如甲图，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亲，第三圈是兄，第四圈是邻人，第五圈是本省人，第六圈是本国人，第七圈是外国人。这个图是人心的现象，我们详加玩索，就觉得这种现象很像讲堂上试验的磁场一般。距磁石越近的地方，铁屑越多，可见人的情感与磁力相像。我们从甲图研究，即知我说的小儿抢母亲口中糕饼和孟子所说孩提爱亲，原是一贯的事，俱是以我字为出发点，性善说与厚黑学就可贯通为一。 上面所绘甲图，是否真确，我们可再设法证明：假如暮春三月的时候，我们约着二三友人出去游玩，走至山明水秀的地方，心中觉得非常愉快，走至山水粗恶的地方，心中就戚然不乐，这是甚么缘故呢？因为山水是物，我也是物，物与我本是一体，所以物类好，心中就愉快，物类不好，心中就不愉快。我们又走至一个地方，见地上许多碎石，碎石之上，落花飘零，我们心中很替落花悲戚，对于碎石不甚动念，这是甚么缘故？因为石是无生之物，花与我同是有生之物，所以对于落花更觉关情。假如落花之上卧一将毙之犬，哀鸣宛转，那种声音，入耳惊心骤闻之下，就会把悲感落花之心移向犬方而去了。这是甚么缘故？因为花是植物，犬与我同是动物，自然会起同情心。我们游毕归来，途中见一只犬拦住一个行人，狂跳狂吠，那人持杖乱击，人犬相争，难解难分，我们看见，总是帮人的忙，不会帮犬的忙。因为犬是兽类，那人与我同是人类，对乎人的感情，当然不同。假如我们回来，一进门就有人来对我说：某个友人，因为某事，与人发生绝大冲突，胜负未分，我就很替这个友人关心，希望他得胜。虽然同是人类，因为有交情的关系，不知不觉就偏重在我的友人方面去了。我把朋友邀入室中，促膝谈心，正在尔我忘情的时候，陡然房子倒下来，我们心中发出来的第一个念头，是防卫自己，第二个念头，才顾及友人。我们把各种事实、各种念头、汇合扰来，搜求他的规律，即知每起一念，都是以我字为中心点，我们步步追寻，层层剥剔，逼到尽头处，那个我字，即赤裸裸的现出来了。我们可得一个结论：凡有两个物体，同时出现于我的面前，我无须计较，无须安排，心中自然会有亲疏远近之分。其规律是：“距我越远，爱情越减，爱情与距离成反比例。”终不外牛顿万有引力的定律。我们把它绘出图来，如乙图：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友，第三圈是他人，第四圈是犬，第五圈是花，第六圈是石。它的现象仍与磁场一般。我们绘这乙图，是舍去了甲图的境界，凭空另设一个境界，乃绘出之图与中图无异，可知甲图是合理的，乙图也是合理的。这两个图，都是代表人心的现象，既是与磁场相像，与地心引力相像，即可说心理变化不外力学公例。 孟子讲性善，有两个证据，第一个证据是：“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前已绘图证明，是发源于为我之心，根本上与厚黑学相通。他第二个证据是：“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我们细细推求，仍是发源于为我之心，仍与厚黑学相通。兹说明如下： 怵惕是惊惧的意思，是自己畏死的表现。假如我们共坐谈心的时候，陡见前面有一人提一把白亮亮的刀追杀一人，我们一齐吃惊，各人心中都要跳几下。这个现象，即是怵惕。这是因为各人都有畏死的天性，看见刀仿佛是杀我一般，所以心中会跳，所以会怵惕。我略一审视，晓得不是杀我，是杀别人，登时就会把畏死的念头放大，化我身为被追的人，对乎他起一种同情心，就想救护他。这就是恻隐。先有怵惕，后有恻隐，是天然的顺序，不是人力安排的。由此可知：恻隐是从怵惕生出来的，莫得怵惕，就不会恻隐，可以说恻隐二字，仍发源于我字。 乙图 见孺子将入井的时候，共有三物，一曰我，二曰孺子，三曰井。我们把他绘为图：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孺子，第三圈是井。我与孺子同是人类，井是无生之物，孺子对于井生出死生存亡的关系，我当然对孺子表同情，不能对井表同情。有了第一圈的我，才有第二圈的孺子。因为我怕死，才觉得孺子将入井是不幸的事；假如我不怕死，就叫我自己入井，我也认为不要紧的事，不起怵惕心。看见孺子将入井，也认为不要紧的事，断不会有恻隐心。莫得我，即莫得孺子，莫行怵惕，即莫得恻隐，道理本是极明白的。孺子是我身的放大形，恻隐是怵惕的放大形，孟子看见怵惕心能放大而为恻隐心，就叫人把恻隐心再放大起来，扩充到四海。道理本是对的，只因少说一句：“恻隐是怵惕扩充出来的。”就生出宋儒的误会。宋儒言性，从恻隐二字讲起走，舍去怵惕二字不讲，成了有恻隐无怵惕，知有第二***孺子，不知有第一圈之我。宋儒学说，许多迂曲难通，其病根就在这一点。 我们把甲乙两图详加玩味，就可解决孟荀两家的争执。甲图是层层放大，由我而亲，而兄，而邻人，而本省人，而本国人，而外国人，其路线是由内向外，越放越大。孟子看见人心有此现象，就想利用他，创为性善说。所以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举斯心，加诸彼……推恩足以保四海。”力劝人把***放大点。孟子喜言诗，诗是宣畅人的性情，含有利导的意思。乙图是层层缩小，由石而花，而犬，而人，而友，而我，其路线是由外向内，越缩越小。荀子看见人心有此现象，就想制止他，创为性恶说。所以他说：“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又说：“拘木待?括蒸矫然后直，钝金待砻厉然后利，人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生怕人把***缩小了。荀子习于礼，礼是范围人的行为，含有制裁的意思。甲乙两图，都是代表人心的现象，甲图是离心力现象，乙图是向心力现象。从力学方面说，两种现象俱不错，即可说孟荀二人的说法俱不错。无奈他二人俱是各说一面，我们把甲乙二图一看，孟荀异同之点就可了然了。事情本是一样，不过各人的看法不同罢了。我们详玩甲乙二圈，就可把厚黑学的基础寻出来。 王阳明讲的致良知，是从性善说生出来的。我讲的厚黑学，是从性恶说生出来的。王阳明说：“满街都是圣人。”我说：“滔滔天下，无在非厚黑中人。”此两说何以会极端相反呢？因为同是一事，可以说是性善之表现，也可说是性恶之表现。举例言之：假如有个友人来会我，辞去不久，仆人来报道：“刚才那个友人，出门去就与人打架角孽，已被警察将双方捉去了。”我听了，就异常关心，立命人去探听。听说警察判友人无罪，把对方关起了，我就很欢喜。倘判对方无罪，把友人关起，我就很忧闷。请问我这种心理，究竟是善是恶？假如我去问孟子，孟子一定说：“这明明是性善的表现，何以故呢？你的朋友与人相争，与你毫无关系，你愿你的朋友胜，不愿他败，这种爱友之心，是从天性中不知不觉流露出来的。此种念头，是人道主义的基础。所谓博施济众，是从此种念头生出来的，所谓民胞物与，也是从此种念头生出来的，所以人们起了此种念头，就须把他扩充起来。”假如我去问荀子，荀子一定说：“这明明是性恶的表现，何以故呢？你的朋友是人，和他打驾的也是人，人与人相争，你不考察是非曲直，只是愿友胜不愿友败；这种自私之心，是从天性中不知不觉流露出来的。此种念头，是扰乱世界和平的根苗。日本以武力占据东北四省，是从此种念头生出来的，墨索里尼用飞机轰炸阿比西尼亚，也是从此种念头生出来的，所以人们起了此种念头，即须把他制伏下去。”我们试看上面的说法，两边都有道理，却又极端相反，这是甚么缘故呢？我们要解决孟荀两家的争执，只消绘图一看，就自然明白了。如图：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友，第三圈是他人，此心愿友得胜，即是第二圈。请问这第二圈，是大是小呢？孟子寻个我字，与友字比较，即是在外面画个小圈来比较，说第二圈是个大圈。荀子寻个人字，与友字比较，即是在外面画个大圈来比较，说第二圈是个小圈。孟子以为第二圈是第一圈放大而成，其路线是向人字方面扩张出去，故断定人之性善。荀子以为第二圈是由第三圈缩小而成，其路线是向我字方面收缩拢来，故断定人之性恶。其实第二圈始终只有那么大，并未改变。单独画一个圈，不能断他是大是小；单独一种爱友之心，不能断他是善是恶。画了一圈之后，再在内面或外面画一圈，才有大小之可言。因爱友而做出的事，妨害他人或不妨害他人，才有善恶之可言。 愿友胜不愿友败之心理，是一种天然现象，乃人类之通性，不能断他是善是恶，只看如何应用就是了。本此心理，可做出相亲相爱之事，也可做出相争相夺之事，犹之我们在纸上画了一圈之后，可以在内面画一小圈，也可以在外面画一大圈。孟子见人画了一圈，就断定他一定会把两脚规张开点，在外面画一个较大之圈。荀子见人画了一圈，就断定他一定会把两脚规收拢点，在内面画一个较小之圈。若问他二人的理由，孟子说：“这个圈，明明是由一个小圈放大而成。依着它的趋势，当然会再放大，在外面画一个更大之圈。”荀子说：“这个圈明明是由一个大圈缩小而成。依着它的趋势，当然会再缩小，在内面画一个更小之圈。”这些说法，真可算无谓之争。

全一卷 第21章 厚黑丛话卷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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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表厚黑学后，继续研究，民国九年，创出一条公例：“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并绘出甲乙二图，因知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都带有点诡辩的性质。同时悟得：我民国元年讲的厚黑学，和王阳明讲的致良知，也带有点诡辩的性质。甚么是诡辩呢？把整个的道理蒙着半面，只说半面，说得条条有理，是之谓诡辩。战国策士，游说人主，即是用的此种方法。其时，坚白异同之说甚盛，孟荀生当其时，染得有点此种气习，读者切不可为其所愚。我是厚黑先生，不是道学先生，所以我肯说真话。
力有离心、向心两种现象，人的心理也有这两种现象。孟荀二人，各见一种，各执一词。甲乙两图，都与力学公例不悖，故孟荀两说，能够对峙二千余年，各不相下。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孟荀两说就可合而为一了。孟荀两说合并，就成为告子的说法。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任从何方面考察，他这个说法都是对的。 人性本是无善无恶，也可说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孟子出来，于整个人性中裁取半面以立说，成为性善说。遗下了半面，荀子取以立论，就成为性恶说。因为各有一半的真理，故两说可以并存。又因为只占得真理之一半，故两说互相攻击。 有孟子之性善说，就有荀子之性恶说与之对抗。有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有李宗吾的厚黑学与之对抗。王阳明说：“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把良知二字讲得头头是道。李宗吾说：“小孩见着母亲口中糕饼，自然会取来放在自己口中。在母亲怀中食乳食糕饼，见哥哥近前，自然会用手推他打他。”我把厚黑二字也讲得头头是道。有人呼我为教主，我何敢当？我在学术界，只取得与阳明对等的位置罢了。不过阳明在孔庙中配享，吃冷猪肉，我将来只好另建厚黑庙，以廖大圣人和王简恒、雷民心诸人配享。 我的厚黑学，本来与王阳明的致良知有对等的价值，何以王阳明受一般人的推崇，我受一般人的訾议呢？因为自古迄今，社会上有一种公共的黑幕，这种黑幕，只许彼此心心相喻，不许揭穿，揭穿了，就要受社会的制裁。这算是一种公例。我每向人讲厚黑学，只消连讲两三点钟，听者大都津津有味，说道：“我平日也这样想，不过莫有拿出来讲。”请问：心中既这样想，为甚么不拿出来讲呢？这是暗中受了这种公例支配的原故。我赤裸裸的揭穿出来，是违反了公例，当然为社会不许可。 社会上何以会生出这种公例呢？俗语有两句：“逢人短命，遇货添钱。”诸君都想知道，假如你遇着一个人，你问他尊龄？答：“今年五十岁了。”你说：“看你先生的面貌，只像三十几的人，最多不过四十岁罢了。”他听了，一定很欢喜，是之谓“逢人短命”。又如走到朋友家中，看见一张桌子，问他买成若干钱？他答道：“买成四元。”你说：“这张桌子，普通价值八元，再买得好，也要六元，你真是会买。”他听了一定也很喜欢。是之谓“遇货添钱”。人们的习性，既是这样，所以自然而然的就生出这种公例。主张性善说者，无异于说：“世间尽是好人，你是好人，我也是好人。”说这话的人，怎么不受欢迎？主张性恶说者等于说：“世间尽是坏人，你是坏人，我也是坏人。”说这话的人，怎么不受排斥？荀子本来是入了孔庙的，后来因为他言性恶，把他请出来，打脱了冷猪肉，就是受了这种公例的制裁。于是乎程朱派的人，遂高坐孔庙中，大吃其冷猪肉。 《孟子》书上有“阉然媚于世也”一句话，可说是孟子与宋明诸儒定的罪案，也即是孟子自定的罪案。何以故呢？性恶说是箴世，性善说是媚世。性善说者曰：你是好人，我也是好人，此妾妇媚语也。性恶说者曰：你是坏人，我也是坏人，此志士箴言也。天下妾妇多而志士少，箴言为举世所厌闻，荀子之逐出孔庙也宜哉。呜呼！李厚黑，真名教罪人也！ 近人蒋维乔著《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说：“荀子在周末，倡性恶说，后儒非之者多，绝于一人左袒之者，历一千九百余年，俞曲园独毅然赞同之……我同主张性恶说者，古今只有荀俞二氏。”云云。俞曲园是经学大师，一般人只研究他的经学，他著的性说上下二篇，若存若亡，可以说中国言性恶之书，除荀子而外，几乎莫有了。箴言为举世所厌闻，故敢于直说的人，绝无仅有。 滔滔天下，皆是讳疾忌医的人，所以敢于言性恶者，非天下的大勇者不能，非舍得牺牲者不能。荀子牺牲孔庙中的冷猪肉不吃，才敢于言性恶。李宗吾牺牲英雄豪杰不当，才敢于讲厚黑学。将来建厚黑庙时，定要在后面与荀子修一个启圣殿，使他老人家借着厚黑教主的余荫，每年春秋二祭，也吃吃冷猪肉。 常常有人向我说道：“你的说法，未免太偏。”我说：诚然，惟其偏，才医得好病，芒硝大黄，姜桂附片，其性至偏，名医起死回生，所用皆此等药也。药中之最不偏者，莫如泡参甘草，请问世间的大病，被泡参甘草医好者自几？自孟子而后，性善说充塞天下，把全社会养成一种不痒不痛的大肿病，非得痛痛地打几针，烧几艾不可。所以听我讲厚黑学的人，当说道：“你的议论，很痛快。”因为害了麻木不仁的病，针之灸之，才觉得痛；针灸后，全体畅适，才觉得快。 有人读了《厚黑丛话》，说道：“你何必说这些鬼话？”我说：我逢着人说人话，逢着鬼说鬼话，请问当今之世，不说鬼话，说甚么？我这部《厚黑丛话》，人见之则为人话，鬼见之则为鬼话。 我不知过去生中，与孔子有何冤孽，他讲他的仁义，偏偏遇着一个讲厚黑的我，我讲我的厚黑，偏偏遇着一个讲仁义的他。我们两家的学说，极端相反，永世是冲突的。我想：“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与孔子讲和好了。我想个折衷调和的法子，提出两句口号：“厚黑为里，仁义为表。”换言之，即是枕头上放一部厚黑学，案头上放一部四书五经；心头上供一个大成至圣先师李宗吾之神位，壁头上供一个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从此以后，我的信徒，即是孔子的信徒，孔子的信徒，即是我的信徒，我们两家学说，永世不会冲突了。千百年后，有人出来做一篇《仲尼宗吾合传》，一定说道：“仁近于厚，义近于黑，宗吾引绳墨，切事情，仁义之弊，流于麻木不仁，而宗吾深远矣。” 讳疾忌医，是病人通例，因之就成了医界公例。荀子向病人略略针灸了一下，医界就哗然，说他违反了公例，把他逐出医业公会，把招牌与他下了，药铺与他关了。李宗吾出来，大讲厚黑学，叫把衣服脱了，赤条条的施用刀针。这是自荀子而后，二千多年，都莫得这种医法，此李厚黑所以又名李疯子也。 昨有友人来访，见我桌上堆些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一类书，诧异道：“你怎么看这类书？”我说：“我怎么不看这类书？相传某国有一井，汲饮者，立发狂。全国人皆饮此井之水，全国人皆狂。独有一人，自凿一井饮之，独不狂。全国人都说他得了狂病，捉他来，针之灸之，施以种种治疗，此人不胜其苦，只得自汲狂泉饮之。于是全国人都欢欣鼓舞，道：‘我们国中，从此无一狂人了。’我怕有人替我医疯疾，针之灸之，只好读宋明诸儒的书，自己治疗。” 人性是浑然的，仿佛是一个大城，王阳明从东门攻入，我从西门攻入，攻进去之后，所见城中的真相，彼此都是一样。人性以告子所说，无善无不善，最为真确。王阳明倡致良知之说，是主张性善的，而他教人提出：“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等语，请问此种说法，与告子何异？我民国元年发表《厚黑学》，是性恶说这面的说法。民国九年，我创一条公例：“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这种说法，即是告子的说法。告子曰：“性犹湍水也。”湍水之变化，即是循着力学公例走的，所以“性犹湍水也”五个字，换言之，即是“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 有人难我道：“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阳明说：‘无善无恶心之体。’一个言性，一个言心体，何能混为一谈？至于你说的‘心理变化’，则是就用上言之，更不能牵涉到体上。”我说：我的话不足为凭，请看阳明的话。阳明曰：“心统性情，性，心体也，情，心用也，夫体用一源也，知体之所以为用，则知用之所以为体矣。”心体即是性，这是阳明自己下的定义。我说：“阳明的说法，即是告子的说法。”难道我冤诬了阳明吗？ 告之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请问东流西流，是不是就用上言之？请问水之流东流西，能否逃出力学公例？我说：“‘性犹湍水也’五个字，换言之，即是‘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似乎不是穿凿附会。” 阳明曰：“性，心体也，情，心用也。”世之言心言性者，因为体不可见，故只就用上言之，因为性不可见，故只就情上言之。孟子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又曰：“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皆是就情上言之。也即是就用上言之。由此知：孟子所谓性善者，乃是据情之善。因以断定性之善。试问人与人的感情，是否纯有善而无恶？所以孟子的话，就会发生问题，故阳明易之曰：“有善有恶意之动。”意之动即用也，即情也。阳明的学力，比孟子更深，故其说较孟子更圆满。 王阳明从性善说悟入，我从性恶说悟入，同到无善无恶而止。我同人讲厚黑学，等于用手指月，人能循着手看去，就可以看见天上之月，人能循着厚黑学研究去，就可以窥见人性之真相。常有人执着厚黑二字，同我刺刺不休，等于在我手上寻月，真可谓天下第一笨人。我的厚黑学，拿与此等人读，真是罪过。

全一卷 第22章 厚黑丛话卷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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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西日报》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月
两月前成都某报总编辑对我说：“某君在宴会席上说道：李宗吾做了一篇《我对于圣人之怀疑》，把孔子的面子太伤了，我当著一文痛驳之。”静待至今，寂然无闻，究竟我那篇文字，对于孔子的面子，伤莫有伤，尚待讨论，原文于民国十六年载入拙著《宗吾臆谈》内，某君或许只听人谈及，未曾见过，故无从着笔。兹特重揭报端，凡想打倒厚黑教主者，快快的联合起来。原文如下： 我先年对于圣人，很为怀疑，细加研究，觉得圣人内面有种种黑幕，曾做了一篇《圣人之黑幕》。民国元年，本想与厚黑学同时发表，因为厚黑学还未登载完，已经众议哗然，这篇文字更不敢发表了，只好借以解放自己的思想。现在国内学者，已经把圣人攻击得体无完肤，中国的圣人，已是日暮途穷。我幼年曾受过他的教育，本不该乘圣人之危，坠井下石，但我要表明我思想之过程，不妨把当日怀疑之点略说一下。底稿早不知抛往何处，只把大意写出来。 世间顶怪的东西，要算圣人，三代以上，产生最多，层见叠出，同时可以产出许多圣人，三代以下，就绝了种，并莫产生一个。秦汉而后，想学圣人的，不知有几千百万人，结果莫得一个成为圣人，最高的不过到了贤人地位就止了。请问圣人这个东西，究竟学得到学不到？如说学得到，秦汉而后，有那么多人学，至少也该出一个圣人。如果学不到，我们何苦朝朝日日，读他的书，拚命去学。 三代上有圣人，三代下无圣人，这是古今最大怪事。我们通常所称的圣人，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我们把他分析一下，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其余的圣人，尽是开国之君，并且是后世学派的始祖，他的破绽，就现出来了。 原来周秦诸子，各人特创一种学说，自以为寻着真理了，自信如果见诸实行，立可救国救民，无奈人微言轻，无人信从。他们心想，人类通性，都是悚慕权势的，凡是有权势的人说的话，人人都肯听从，世间权势之大者，莫如人君，尤莫如开国之君；兼之那个时候的书，是竹简做的，能够得书读的很少，所以新创一种学说的人，都说道，我这种主张：是见之书上，是某个开国之君遗传下来的。于是道家托于黄帝，墨家托于大禹，倡并耕的托于神农，著本草的也托于神农，著医书的，著兵书的，俱托于黄帝。此外百家杂技，与夫各种发明，无不托始于开国之君。孔子生当其间，当然也不能违背这个公例。他所托的更多，尧舜禹汤文武之外，更把鲁国开国的周公加入，所以他是集大成之人。周秦诸子，每人都是这个办法，拿些嘉言懿行，与古帝王加上去，古帝王坐享大名，无一个不成为后世学派之祖。 周秦诸子，各人把各人的学说发布出来，聚徒讲授，各人的门徒，都说我们的先生是个圣人。原来圣人二字，在古时并不算高贵，依《庄子·天下篇》所说，圣人之上，还有天人、神人、至人等名称，圣人列在第四等，圣字的意义，不过是“闻声知情，事无不通”罢了，只要是聪明通达的人，都可呼之为圣人，犹之古时的朕字一般，人人都称得，后来把朕字、圣字收归御用，不许凡人冒称，朕字圣字才高贵起来。周秦诸子的门徒，尊称自己的先生是圣人。也不为僭妄。孔子的门徒，说孔子是圣人，孟子的门徒，说孟子是圣人，老庄杨墨诸人，当然也有人喊他为圣人。到了汉武帝的时候，表章六经，罢黜百家，从周秦诸子中把孔子挑选出来，承认他一人是圣人，诸子是圣人名号，一齐削夺，孔子就成为御赐的圣人了。孔子既成为圣人，他所尊崇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当然也成为圣人。所以中国的圣人，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其余的都是开国之君。 周秦诸子的学说，要依托古之人君，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可举例证明：南北朝有个张士简，把他的文字拿与虞讷看，虞讷痛加诋斥。随后士简把文改作，托名沈约，又拿与虞讷看，他就读一句，称赞一句。清朝陈修园，著了一本《医学三字经》，其初托名叶天士，及到其书流行了，才改归己名，有修园的自序可证。从上列两事看来，假使周秦诸子不依托开国之君，恐怕他们的学说早已消灭，岂能传到今日？周秦诸子，志在救世，用了这种方法，他们的学说，才能推行，后人受赐不少。我们对于他是应该感谢的，但是为研究真理起见，他们的内幕是不能不揭穿。 孔子之后，平民之中，也还出了一个圣人，此人就是人人知道的关羽。凡人死了，事业就完毕，惟有关羽死了过后，还干了许多事业，竟自挣得圣人的名号，又著有《桃园经》，《觉世真经》等书，流传于世。孔子以前那些圣人的事业与书籍，我想恐怕也与关羽差不多。 现在乡僻之区偶然有一人得了小小富贵，讲因果的，就说他阴功积得多，讲堪舆的，就说他坟地葬得好，看相的，算命的，就说他面貌生庚与众不同。我想古时的人心，与现在差不多，大约也有讲因果的人，看那些开基立国的帝王，一定说他品行如何好，道德如何好。这些说法流传下来，就成为周秦诸子著书的材料了。兼之，凡人皆有我见，心中有了成见，眼中所见东西，就会改变形象，带绿色眼镜的人，见凡物皆成绿色，带黄眼镜的人，见凡物皆成黄色。周秦诸子，创了一种学说，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古人，古人自然会改变形象，恰与他的学说符合。 我们权且把圣人中的大禹提出来研究一下。他腓无肱，胫无毛，忧其黔首，颜色黎墨，宛然是摩顶放踵的兼爱家。韩非子说：“禹朝诸侯于会稽，防风氏之君后至而禹斩之。”他又成了执法如山的大法家。孔子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俨然是恂恂懦者，又带点栖栖不已的气象。读魏晋以后禅让文，他的行径，又与曹丕、刘裕诸人相似。宋儒说他得了危微精一的心传，他又成了一个析义理于毫芒的理学家。杂书上说他娶涂山氏女，是个狐狸精，仿佛是《聊斋》上的公子书生。说他替涂山氏造傅面的粉，又仿佛是画眉的风流张敞。又说他治水的时候，驱遣神怪，又有点像《西游记》上的孙行者，《封神榜》上的姜子牙。据著者的眼光看来，他始而忘亲事仇，继而夺仇人的天下，终而把仇人逼死苍梧之野简直是厚黑学中重要人物。他这个人，光怪陆离，真是莫名其妙。其余的圣人，其神妙也与大禹差不多。我们略加思索，圣人的内幕，也就可以了然了。因为圣人是后人幻想结成的人物，各人的幻想不同，所以圣人的形状有种种不同。 我做了一本《厚黑学》，从现在逆推到秦汉是相合的，又逆推到春秋战国，也是相合的，可见从春秋以至今日，一般人的心理是相同的。再追溯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就觉得他们的心理神妙莫测，尽都是天理流行，惟精惟一，厚黑学是不适用的。大家都说三代下人心不古，仿佛三代上的人心，与三代下的人心，成为两截了，岂不是很奇的事吗？其实并不奇。假如文景之世，也像汉武帝的办法，把百家罢黜了，单留老子一人，说他是个圣人，老子推崇的黄帝，当然也是圣人，于是乎平民之中，只有老子一人是圣人，开国之君，只有黄帝一人是圣人。老子的心，“微妙玄通，深不可识”。黄帝的心，也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其政闷闷，其民淳淳”。黄帝而后，人心就不古了，尧夺哥哥的天下，舜夺妇翁的天下，禹夺仇人的天下，成汤文武以臣叛君，周公以弟杀兄。我那本《厚黑学》，直可逆推到尧舜禹而止。三代上的人心，三代下的人心，就融成为一片了。无奈再追溯上去，黄帝时代的人心，与尧舜而后的人心，还是要成为两截的。 假如老子果然像孔子那样际遇，成了御赐的圣人，我想孟轲那个亚圣名号，一定会被庄子夺去，我们读的四子书，一定是老子、庄子、列子、关尹子，所读的经书，一定是灵枢、素问，孔孟的书与管商申韩的书，一齐成为异端，束诸高阁，不过遇着好奇的人，偶尔翻来看看，大学、中庸在礼记内，与王制、月令并列。人心惟危十六字，混在曰若稽古之内，也就莫得甚么精微奥妙了。后世讲道学的人，一定会向道德经中，玄牝之门，埋头钻研，一定又会造出天玄人玄、理牝欲牝种种名词，互相讨论。依我想圣人的真相，不过如是（著者按：后来我偶翻太玄经，见有天玄地玄人玄等名词，惟理牝欲牝的名词，我还未看见）。 儒家的学说，以仁义为立足点，定下一条公例：“行仁义者昌，不行仁义者亡。”古今成败，能合这个公例的，就引来做证据，不合这个公例的，就置诸不论。举个例来说，太史公《殷本纪》说：“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周本纪》说：“西伯阴行善。”连下两个阴字，其作用就可想见了。齐世家更直截了当地说道：“周西伯昌之脱?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可见文王之行仁义，明明是一种权术，何尝是实心为民？儒家见文王成了功，就把他推尊得了不得。徐偃王行仁义，汉东诸侯，朝者三十六国，荆文王恶其害己也，举兵灭之。这是行仁义失败了的，儒者就绝口不提。他们的论调完全与乡间讲因果报应的一样，见人富贵，就说他积得有阴德，见人触电器死了，就说他忤逆不孝，推其本心，固是劝人为善，其实真正的道理，并不是那么样。 古来的圣人，真是怪极了，虞芮质成，脚踏了圣人的土地，立即洗心革面，圣人感化人，有如此的神妙。我不解管蔡的父亲是圣人，母亲是圣人，哥哥弟弟是圣人，四面八方被圣人围住了，何以中间会产生鸱?？清世宗呼允?为阿其那，允?为塞思赫，翻译出来，是猪狗二字。这个猪狗的父亲是圣人，哥哥是圣人，侄儿也是圣人。鸱?猪狗，会与圣人错杂而生，圣人的价值，也就可以想见了。 李自成是个流贼，他进了北京，寻着崇祯帝后的尸，载以宫扉，盛以柳棺，放在东华门，听人祭奠。武王是个圣人，他走至纣死的地方，射他三箭，取黄钺把头斩下来，悬在太白旗上，他们爷儿，曾在纣名下称过几天臣，做出这宗举动，他的品行，连流贼都不如，公然也成为惟精惟一的圣人，真是妙极了。假使莫得陈圆圆那场公案，吴三桂投降了，李自成岂不成为太祖高皇帝吗？他自然也会成为圣人，他那闯太祖本纪所载深仁厚泽，恐怕比《周本纪》要高几倍。 太王实始翦商，王季、文王继之，孔子称武王缵太王、王季、文王之绪，其实与司马炎，缵懿师昭之绪何异？所异者，一个生在孔子前，得了世世圣人之名，一个生在孔子后，得了世世逆臣之名。 后人见圣人做了不道德的事，就千方百计替他开脱，到了证据确凿，无从开脱的时候，就说书上的事迹出于后人附会。这个例是孟子开的。他说：以至仁伐至不仁，断不会有流血的事，就断定武成上血流漂杵那句话是假的。我们从殷民三叛，多方大诰那些文字看来，可知伐纣之时，血流漂忤不假，只怕“以至仁伐不仁”那句话有点假。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而天下之恶皆归焉。”我也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愿居上流，而天下之美皆归焉。”若把下流二字改作失败，把上流二字改作成功，更觉确切。 古人神道设教，祭祀的时候，叫一个人当尸，向众人指说：“这就是所祭之神。”众人就朝着他磕头礼拜。同时又以圣道设教，对众人说：“我的学说，是圣人遗传来的。”有人问：“哪个是圣人？”他就顺手指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说道：“这就是圣人。”众人也把他当如尸一般，朝着他磕头礼拜。后来进化了，人民醒悟了，祭祀的时候，就把尸撤消，惟有圣人的迷梦，数千年未醒，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竟受了数千年的崇拜。 讲因果的人，说有个阎王，问“阎王在何处？”他说：“在地下。”讲耶教的人，说有个上帝，问“上帝在何处？”他说：“在天上。”讲理学的人，说有许多圣人，问“圣人在何处？”他说：“在古时。”这三种怪物，都是只可意中想象，不能目睹，不能证实。惟其不能证实，他的道理就越是玄妙，信从的人就越是多。在创这种议论的人，本是劝人为善，其意固可嘉，无如事实不真确，就会生出流弊。因果之弊，流为拳匪，圣人之弊，使真理不能出现。 汉武帝把孔子尊为圣人过后，天下的言论，都折衷于孔子，不敢违背。孔融对于父母问题略略讨论一下，曹操就把他杀了。嵇康非薄汤武，司马昭也把他杀了。儒教能够推行，全是曹操、司马昭一般人维持之力。后来开科取士，读书人若不读儒家的书，就莫得进身之路。一个死孔子，他会左手拿官爵，右手拿钢刀，哪得不成为万世师表？宋元明清学案中人，都是孔圣人马蹄脚下人物，他们的心坎上，受了圣人的摧残，他们的议论，焉得不支离穿凿？焉得不迂曲难通？

全一卷 第23章 厚黑丛话卷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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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圣人，是专横极了，他莫有说过的话，后人就不敢说，如果说出来，众人就说他是异端，就要攻击他。朱子发明了一种学说，不敢说是自己发明的，只好把孔门的格物致知加一番解释，说他的学说是孔子嫡传，然后才有人信从。王阳明发明一种学说，也只好把格物致知加一番新解释，以附会己说，说朱子讲错了，他的学说，才是孔子嫡传。本来朱王二人的学说，都可以独树一帜，无须依附孔子，无如处于孔子势力范围之内。不依附孔子，他们的学说，万万不能推行。他二人费尽心力去依附，当时的人，还说是伪学，受重大的攻击，圣人专横到了这个田地，怎么能把真理研究得出来？
韩非子说得有个笑话：“郢人致书于燕相国，写书的时候，天黑了，喊：‘举烛。’写书的人，就写上举烛二字，把书送去。燕相得书，想了许久，说道：‘举烛是尚明，尚明是任用贤人的意思。’以此说进之燕王。燕王用他的话，国遂大治。虽是收了效，却非原书本意。”所以韩非说：“先王有郢书，后世多燕说。”究竟格物致知四字作何解释，恐怕只有手著《大学》的人才明白，朱王二人中，至少有一人免不脱“郢书燕说”的批评。岂但格物致知四字，恐怕《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宋元明清学案内面许多妙论，也逃不脱“郢书燕说”的批评。 学术上的黑幕，与政治上的黑幕，是一样的。圣人与君主，是一胎双生的，处处狼狈相依。圣人不仰仗君主的威力，圣人就莫得那么尊崇。君主不仰仗圣人的学说，君主也莫得那么猖獗。于是君主把他的名号分给圣人。圣人就称起王来了。圣人把他的名号分给君主，君主也称起圣来了。君主钳制人民的行动，圣人钳制人民的思想。君主任便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遵从；如果有人违背了，就算是大逆不道，为法律所不容。圣人任便发一种议论，学者都要信从；如果有人批驳了，就算是非圣无法，为清议所不容。中国的人民，受了数千年君主的摧残压迫，民意不能出现，无怪乎政治紊乱。中国的学者，受了数千年圣人的摧残压迫，思想不能独立，无怪乎学术消沉。因为学说有差误，政治才会黑暗，所以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 我不敢说孔子的人格不高，也不敢说孔子的学说不好，我只说除了孔子，也还有人格，也还有学说。孔子并莫有压制我们，也未尝禁止我们别创异说，无如后来的人，偏要抬出孔子，压倒一切，使学者的思想不敢出孔子范围之外。学者心坎上，被孔子盘踞久了，理应把他推开，思想才能独立，宇宙真理才研究得出来。前时，有人把孔子推开了，同时达尔文诸人就闯进来，盘踞学者心坎上，天下的言论，又热衷于达尔文诸人，成一个变形的孔子，执行圣人的任务。有人违反了他们的学说，又算是大逆不道，就要被报章杂志骂个不休。如果达尔文诸人去了，又会有人出来执行圣人的任务。他的学说，也是不许人违反的。依我想，学术是天下公物，应该听人批评，如果我说错了，改从他人之说，于我也无伤，何必取军阀态度，禁人批评。 凡事以平为本。君主对于人民不平等，故政治上生纠葛。圣人对于学者不平等，故学术上生纠葛。我主张把孔子降下来，与周秦诸子平列，我与阅者诸君一齐参加进去，与他们平坐一排，把达尔文诸人欢迎进来，分庭抗礼，发表意见，大家蹉商，不许孔子、达尔文诸人高踞我们之上，我们也不高踞孔子、达尔文诸人之上，人人思想独立，才能把真理研究得出来。 我对于圣人既已怀疑，所以每读古人之书，无在不疑。因定下读书三诀，为自己用功步骤。兹附录天下： 第一步，以古为敌：读古人之书，就想此人是我的劲敌，有了他，就莫得我，非与他血战一番不可。逐处寻他缝隙，一有缝隙，即便攻入；又代古人设法抗拒，愈战愈烈，愈攻愈深。必要如此，读书方能入理。 第二步，以古为友：我若读书有见，即提出一种主张，与古人的主张对抗，把古人当如良友，互相切磋。如我的主张错了，不妨改从古人；如古人主张错了，就依着我的主张，向前研究。 第三步，以古为徒：著书的古人，学识肤浅的很多。如果我自信学力在那些古人之上，不妨把他们的书拿来评阅，当如评阅学生文字一般。说得对的，与他加几个密圈；说得不对的，与他划几根杠子。世间俚语村言，含有妙趣的尚且不少，何况古人的书，自然有许多至理存乎其中。我评阅越多，智识自然越高，这就是普通所说的教学相长了。如遇一个古人，智识与我相等，我就把他请出来，以老友相待，如朱晦庵待蔡元定一般。如遇有智识在我上的，我又把他认为劲敌，寻他缝隙，看攻得进攻不进。 我虽然定下三步功夫，其实并莫有做到，自己很觉抱愧。我现在正做第一步功夫，想达第二步，还未达到。至于第三步，自量终身无达到之一日。譬如行路，虽然把路径寻出，无奈路太长了，脚力有限，只好努力前进，走一截算一截。 以上就是《我对圣人之怀疑》的原文。这原是我满清未年的思想，民国十六年才整理出来，刊入《宗吾臆谈》内。因为有了这种思想，才会发明厚黑学。此文同《厚黑学》，在我的思想上，算是破坏工作。自民国九年著《心理与力学》起，以后的文字，算是我的建设工作。而《心理与力学》一文，是我全部思想的中心点。 民国九年，我定出一条公例：“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又绘出甲乙两图，以后一切议论，都以之为出发点。批评他人的学说，就以之为基础，合得到这个方式的，我就说他对，合不到的，我就说他不对。这是我自己造出一把尺子，用以度量万事万物。我也自知不脱我见，但我开这间铺子，是用的这把尺子，不能不向众人声明。 我们试就甲乙两图，来研究孟荀杨墨四家的学说：孟子讲“差等之爱”，层层放大，是很合天然现象的，便他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与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一类话，总是从第二圈说起走，对于第一圈之我，则浑而不言。杨子主张为我，算是把中心点寻出了，他却专在第一圈之我字上用功，第二以下各圈，置之不论。墨子摩顶放踵，是抛弃了第一圈之我，他主张“爱无差等”，是不分大圈小圈，统画一极大之圈了事。杨子有了小圈，就不管大圈；墨子有了大圈，就不管小圈。他两家都不知：天然现象，是大圈小圈层层包裹的。孟荀二人，把层层包裹的现象看见了，但孟子说是层层放大，荀子说是层层缩小，就不免流于一偏了。我们取杨子的我字，作为中心点，在外面加一个差等之爱，就与天然现象相合了。孟言性善，荀言性恶，杨子为我，墨子兼爱，我们只用“扩其为我之心”一语，就可将四家学说折衷为一。 孟子言“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怵惕是自己畏死，恻隐是悯人之死。孟子知道人之天性，能因自己畏死，就会悯人之死，怵惕自然会扩大为恻隐，因教人再扩大之，推至于四海。道理本是对的，只因少说了一句：“恻隐是从怵惕扩充出来”，又未把“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此心作何状态”提出来讨论，以致生出宋明诸儒的误会，以为人之天性一发出来，就是恻隐，忘却恻隐之上还有怵惕二字。一部宋元明清学案，总是尽力发挥恻隐二字，把怵惕二字置之不理，就流弊百出了。 怵惕是利己心之表现，恻隐是利人心之表现。怵惕扩大即为恻隐，利己扩大即为利人。荀子知人有利己心，故倡性恶说；孟子知人有利人心，故倡性善说。我们可以说：荀子的学说，以怵惕为出发点；孟子的学说，以恻隐为出发点，譬如竹子，怵惕是第一节，恻隐是第二节。孟子的学说，叫人把利人心扩充出来，即是从第二节生枝发叶。荀子的学说，主张把利己心加以制裁，是怕他在第一节就生枝发叶横起长，以致生不出第二节。两家都是勉人为善，各有见地，宋儒扬孟而抑荀，未免不对。我解释厚黑经，曾经“汉高祖之分杯羹，唐太宗之杀建成、元吉，是充其本然之厚黑。”这即是竹子在第一节，就生枝发叶横起长。 王阳明传习录说：“孟子从源头上说来，荀子从流弊说来。”荀子所说，是否流弊，姑不深论，怵惕之上，有无源头，我们也不必深求，惟孟子所讲之恻隐，则确非源头。怵惕是恻隐之源，恻隐是怵惕之流。阳明所下流源二字，未免颠倒了。 孟子的学说，虽不以怵惕为出发点，但人有为我之天性，他是看清了的，怵惕二字，是明明白白提出了的。他对齐宣王说：“王如好货，与民同之。”又说：“王如好色，与民同之。”知道自己有一个我，同时又顾及他人之我，这本是孟子学说最精粹处。无奈后儒乃以为孟子这类话，是对时君而言，叫人把好货好色之根搜除尽净，别求所谓危微精一者，真是舍了康庄大道不走，反去攀援绝壁，另寻飞空鸟道来走。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吾字其字，俱是我字的代名词。孟子讲学，不脱我字；宋儒讲学，舍去我字。所以孟子的话，极近人情；宋儒的话，不近人情。例如程子说：“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舍去了我字。韩昌黎?里操说：“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程子很为叹赏，这也是舍去了我字。其原因就由宋儒读孺子将入井章，未能彻底研究，其弊流于自己已经身井在中，宋儒还怪他不救孺子。诸君试取宋儒语录及胡致堂著的《读史管见》读之，处处可见。 孟子的学说，不脱我字，所以敢于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敢于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敢于说：“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宋儒的学说，舍去我字，不得不说：“臣罪当诛，天王圣明。” 宋儒创出“去人欲存天理”之说，天理隐贴恻隐二字，把他存起，自是很好，惟人欲二字，界说不清。其流弊至于把怵惕认为人欲，想尽法子去铲除，甚至有身蹈危阶，练习不动心，这即是铲除怵惕的工作。于是“去人欲，存天理”变成了“去怵惕，存恻隐”。试思：怵惕为恻隐的来源，把怵惕去了，怎样会有恻隐？何以故呢？孺子为我身之放大形。恻隐为怵惕之放大形，我者圆心也，圆心既无，圆形安有？怵惕既无，恻隐安有？宋儒吕希哲目睹轿夫坠水淹死，安坐轿中，漠然不动。张魏公苻离之败，死人三十万，他终夜鼾声如雷，其子南轩，还夸其父心学很精。宋儒自称上承孟子之学，孟子曰：“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吕希哲的轿夫，张魏公的部下，当然要算同室之人，像他们这样漠不动心，未免显违孟氏家法。大凡去了怵惕的人，就会流于残忍，杀人不眨眼的恶匪，身临刑场，往往谈笑自若，就是明证。 我们研究古今人之学说，首先要研究他对于人性之观察，因为他对于人性是这样的观察，所以他的学说，才有这样的主张。把他学说的出发点寻出了，才能批评他的学说之得失。 小孩与母亲发生关系，共有三个场所：（1）一个小孩，一个母亲，一个外人，同在一处，小孩对乎母亲格外亲爱。这个时候，可以说小孩爱亲；（2）一个小孩，一个母亲，同在一处，小孩对乎母亲依恋不舍。这个时候，可以说小孩爱亲；（3）一个小孩，一个母亲，同在一处，发生了利害冲突，例如：有一块糕饼，母亲吃了，小孩就莫得吃，母亲放在口中，小孩就伸手取来，放在自己口中。这时候，断不能说小孩爱亲。 孟子看见前两种现象，忘了第三种，故创性善说。荀子看见第三种现象忘了前两种，故创性恶说。宋儒却把三种现象同时看见，但不知这三种现象原是一贯的，乃造出气质之性的说法，隐指第三种现象；又用义理之性四字，以求合于孟子的性善说。人的性只有一个，宋儒又要顾孟子，又要顾事实，无端把人性分而为二，越讲得精微，越不清。 孟子创性善说，以为凡人都有为善的天性，主张把善念扩充之以达于天下。荀子创性恶说，以为凡人都有为恶的天性，主张设法制裁，使不至为害人类。譬诸治水，孟子说水性向下，主张疏瀹，使之向下流去。孟子喜言时，诗者宣导人之意志，此疏瀹之说也。荀子说水会旁溢，主张筑堤，免得漂没人畜。荀子喜言礼，礼者约束人之行止，此筑堤之说也。告子曰：“性犹湍水也。”治水者疏瀹与筑堤二者并用。我们如奉告子之说，则知孟荀二家的学说可以同时并用。 苏东坡作《荀卿论》，以为：荀卿是儒家，何以他的门下会有李斯，很为诧异，其实不足怪。荀卿以为人之性恶，当用礼以制裁之。其门人韩非，以为礼之制裁力弱，不若法律之制裁力大，于是改而为刑名之学，主张严刑峻法，以制止轨外的行动。李斯与韩非同门，故其政见相同。我们提出性恶二字，即知荀卿之学变而为李斯，原是一贯的事。所以说：要批评他人的政见，当先考察他对于人性之观察。苏东坡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他全集中论时事，论古人，俱有卓见，独于这篇文字，未免说外行话。 学问是进化的，小孩对于母亲有三种现象，孟子只看见前两种，故倡善性说；荀子生在孟子之后，看见第三种，故倡性恶说；宋儒生在更后，看得更清楚，看见小孩抢夺母亲口中糕饼的现象，故倡物欲说。这物欲二字，是从《礼记》上“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两句话生出来的。物者何？母亲口中糕饼是也。感于物而动，即是看见糕饼，即伸手去抢也。宋儒把三种现象同时看见，真算特识。所以朱子注孟子，敢于说：“以事理考之，程子较孟子为密。”其原因就是程子于性字之外，发明了一个气字，说道“论性不论气不备。”问：“小孩何以会抢母亲口中糕饼？”曰：“气为之也，气质之性为之也。”宋儒虽把三种现象同时看见，惜乎不能贯通为一。把小孩爱亲敬兄认为天理，抢夺母亲口中糕饼认为人欲，把一贯之事剖分为二，此不能不待厚黑先生出而说明也。

全一卷 第24章 厚黑丛话卷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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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儒造出物欲的名词之后，自己细思之，还是有点不妥，何也？小儿见母亲口中糕饼，伸手去抢，可说感于物而动，但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此时只有赤裸裸一个怵惕之心，孟子所谓恻隐之心，忽然不见，这是甚么道理呢？要说是物欲出现，而此时并无所谓物，于是又把物欲二字改为人欲。抢母亲口中糕饼是人欲，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我心只有怵惕而无恻隐，也是人欲，在宋儒之意，提出人欲二字，就可把二者贯通为一了。他们这种组织法，很像八股中做截搭题的手笔。我辈生当今日，把天理人欲物欲气质等字念熟了，以为吾人心性中，果有这些东西，殊不知这些名词，是宋儒平空杜撰的。著者是八股先生出身，才把他们的手笔看得出来。
宋儒又见伪古文尚书上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二语，故又以人心二字替代人欲，以道心二字替代天理。朱子中庸章句序曰：“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无异于说：当小孩的时候，就是孔子也会抢母亲口中糕饼，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就是孔子也是只有怵惕而无恻隐。何以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故。因为凡人必有这种天性，故生下地才会吃乳，井在我面前，才不会跳下去。朱子曰：“人莫不有是形，虽上智不能无人心。”换言之，即是人若无此种心，世界上即不会有人。道理本是对的，无奈这种说法，已经侵入荀子学说范围去了。据阎百诗考证：人心惟危十六字，是撰伪古文尚书者，窃取荀子之语，故曰侵入荀子范围。因为宇宙真理，明明白白摆在我们面前，任何人只要留心观察，俱见得到，荀子见得到，朱子也见得到，故不知不觉与之相合。无如朱子一心一意，想上继孟子道统，研究出来的道理，虽与荀子暗合，仍攻之遗余力，无非是门户之见而已。 细绎朱子之意，小孩抢母亲口中糕饼是人心，爱亲敬兄是道心，人心是气，是人欲，道心是性，是天理，人心是形气之私，道心是性命之正。这些五花八门的名词，真把人闹得头闷眼花。奉劝读者，与其读宋元明清学案，不如读厚黑学，详玩甲乙二图，则小孩抢母亲口中糕饼也，爱亲敬兄也，均可一以贯之，把天人理气等字一扫而空，岂不大快！ 最可笑者，朱子中庸章句序又曰：“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主者对仆而言，道心为主，人心为仆。道心者，为圣为贤之心，人心者，好货好色之心，听命者，仆人职供驱使，唯主人之命是听也。细绎朱子之意，等于说，我想为圣为贤，人心即把货与色藏起，我想吃饭，抑或想“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人心就把货与色献出来。必如此方可曰：“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总而言之，宋儒有了性善说横亘胸中，又不愿抹煞事实，故创出的学说，无在非迂曲难通。此《厚黑丛话》之所以以不得不作也。予岂好讲厚黑哉，予不得已也。 怵惕与恻隐，同是一物，天理与人欲也同是一物，犹之煮饭者是火，烧房子者也是火。宋明诸儒，不明此理，把天理人欲看作截然不同之二物，创出去人欲之说，其弊往往流于伤害天理。王阳明传习录说：“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这种说法，仿佛是：见了火会烧房子，就叫人以后看见了一星之火，立即扑灭，断绝火种，方始为快。传习录又载：“一友问：欲于静坐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寻出来，扫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疮否？先生正色曰：这是我医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过了十数年，亦还用得着。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坏我的方法，是友愧谢。少间曰，此量非你事，必吾门稍知意思者，为此说以误汝，在坐者皆悚然。”我们试思：王阳明是很有涵养的人，他平日讲学，任人如何问难，总是勤勤恳恳的讲说，从未动气。何以门人这一问，他会动气？何以始终未把那门人误点指出？又何以承认说这话的人，是稍知意思者呢？因为阳明能把知行二者合而为一，能把明德亲民二者合而为一，能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五者看作一事，独不能把天理人欲看作一物。这是他学说的缺点，他的门人这一问，正击中他的要害，所以他就动起气来了。究竟剜肉做疮四字，怎样讲呢？肉喻天理。疮喻人欲，剜肉做疮，即是把天理认作人欲，去人欲即未免伤及天理。门人的意思，即是说：“我们如果见了一星之火，即把他扑灭，自然不会有烧房子之事，请问拿甚么东西来煮饭呢？换言之，即是把好货之心连根去尽，人就不会吃饭，岂不饿死吗？把好色之心连根去尽，就不会有男女居室之事，人类岂不灭绝吗？”这个问法何等利害！所以阳明无话可答，只好忿然作色。宋明诸儒主张去人欲存天理，所做的即是剜肉做疮的工作。其学说之不能餍服人心，就在这个地方。 以上一段，是从拙作《社会问题之商榷》第三章“人性善恶之研究”中录出来的，我当日深疑阳明讲学极为圆通，处处打成一片，何至会把天理、人欲歧而为二，近阅《龙溪语录》所载“天泉证道记”，钱绪山谓“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语，是师门定本。王龙溪谓：“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时阳明出征广西，晚坐天泉桥上，二人因质之。阳明曰：“汝中（龙溪字）所见，我久欲发，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弊，故含蓄到今。此是传心秘藏，颜子明道所不敢言，今既是说破，亦是天机该发泄时，岂容复秘”阳明至洪都，门人三百余人来请益，阳明曰：“吾有向上一机，久未敢发，以待诸君自悟。近被王汝中拈出，亦是天机该发泄时。”明年广西平，阳明归，卒于途中。龙溪所说，即是把天理、人欲打成一片。阳明直到晚年，才揭示出来，由此知：门人提出剜肉做疮之问，阳明忿然作色，正是恐增门人躐等之弊。传习录是阳明早年的门人所记，故其教法如此。 钱德洪极似五祖门下的神秀，王龙溪极似慧能，德洪所说，时时勤拂拭也，所谓渐也。龙溪所说，本来无一物也，所谓顿也。阳明曰：“汝中须用德洪工夫，德洪须透汝中本旨，二子之见，止可相取，不可相病，”此顿悟渐修之说也。《龙溪语录》所讲的道理，几与六祖坛经无异，成了殊途同归，何也？宇宙真理，只要研究得彻底，彼此所见，是相同的。 就真正的道理来说，把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合而为一，理论就圆满了。二说相合，即成为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之说。人问：孟子的学说，怎样与荀子学说相合？我说：孟子曰：“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荀子曰：“妻子具而孝衰于亲。”请问二人之说，岂不是一样吗？孟子曰：“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天大舜见之矣。”据孟子所说：满了50岁的人，还爱慕父母，他眼中只看见大舜一人。请问人性的真相，究是怎样？难道孟荀之说不能相合吗？ 性善说与性恶说，既可合而为一，则王阳明之致良知，与李宗吾之厚黑学，即可合而为一。人问：怎么可合为一？我说：孟子曰：“大孝终身慕父母。”《厚黑经》曰：“大好色终身慕少艾。”孟子曰：“五十而慕父母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厚黑经》曰：“八百岁而慕少艾者，予于彭祖见之矣。”爱亲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好色也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用致良知的方法，能把孩提爱亲的天性致出来，做到终身慕父母。同时就可把少壮好色的天性致出来，做到终身慕少艾。昔人说：王学末流之弊，至于荡检逾闲，这就是用致良知的方法，把厚黑学致出来的原故。 依宋儒之意，孩提爱亲，是性命之正，少壮好色，是形气之私。此等说法，真是穿凿附会。其实孩提爱亲，非爱亲也，爱其饮我食我也。孩子生下地，即交乳母抚养，则只爱乳母不爱生母，是其明证。爱乳母，与慕少艾，慕妻子，其心理原是一贯的，无非是为我而已。为我为人类天然现象，不能说他是善，也不能说他是恶，故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之说，最为合理。告子曰：“食、色性也。”孩提爱亲者，食也，少壮慕少艾慕妻子者，色也。食、色为人类生存所必需，求生存者，人类之天性也。故告子又曰：“生之谓性。” 告子观察人性，既是这样，则对于人性之处置，又当怎样呢？于是告子设喻以明之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又曰：“性犹杞柳也，义犹?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告子这种主张，是很对的。人性无善无恶，也即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譬如深潭之水，平时水波不兴，看不出何种作用。从东方决一个口，则可以灌田亩，利行舟；从西方决一个口，则可以漂房舍，杀人畜。我们从东方决口好了。又譬如一块木头，可制为棍棒以打人，也可制为碗盏装食物。我们把他制为碗盏好了。这个说法，真可合孟荀而一之。 孟子书中载告子言性者五：曰性犹杞柳也，曰性犹湍水也，曰生之谓性，曰食色性也，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此五者原是一贯的。朱子注食色章曰：“告子之辩屡屈，而屡变其说以求胜。”自今观之，告子之说，始终未变，而孟子亦卒未能屈之也。朱子注杞柳章，以为告子言仁义，必待矫揉而后成，其说非是。而注公都子章则曰：“气质所禀，虽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虽本善，而不可以无省察矫揉之功。”忽又提出矫揉二字，岂非自变其说乎？ 朱子注“生之谓性”章曰：“杞柳湍水之喻，食色无善无不善之说，纵横缪戾，纷纭舛错，而此章之误，乃其本根。”殊不知告子言性者五，原是一贯说下，并无所谓纵横缪戾，绘纭舛错。“生之谓性”之生字，作生存二字讲，生存为人类重心，是世界学者所公认的。告子言性，以生存二字为出发点，由是而有“食色性也”之说，有“性无善无不善”之说，又以杞柳湍水为喻，其说最为合理。宋儒反认为根本错误，一切说法，离开生存立论，所以才有“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类怪话。然朱子能认出“生之谓性”一句为告子学说根本所在，亦不可谓非特识。 宋儒崇奉儒家言，力辟释道二家之说，在《尚书》上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语，诧为虞廷十六字心传，遂自谓生于一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嗣经清朝阎百诗考出，这四句出诸伪古文尚书，作伪者系采自荀子，荀子又是引用道经之语。阎氏的说法，在经学界中，算是已定了的铁案。这十六字是宋儒学说的出发点，根本上就杂有道家和荀学的原素，反欲借孔子以排道家，借孟子以排荀子，遂无往而不支离穿凿。朱子曰：“气质所禀，虽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虽本善，而不可以无省察矫揉之功”又要顾事实，又要回护孟子，真可谓“纵横缪戾，纷纭舛错”也。以视告子扼定生存二字立论，明白简易，何啻天渊。 告子不知何许人，王龙溪说是孔门之徒，我看不错。孔子赞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告子以生字言性，可说是孔门嫡传。孟子学说，虽与告子微异，而处处仍不脱生字。如云：“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又云：“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于王何有？”仍以食色二字立论，窃意孟子与告子论性之异同，等于子夏、子张论交之异同，其大旨要不出孔氏家法。孟子与告子之交谊，当如子夏与子张之交谊，平日辨疑析难，互相质证。孟子曰：“告子先我不动心。”心地隐微之际亦知之，交谊之深可想。宋儒有道统二字横亘在胸，左袒孟子，力诋告子为异端，而其自家之学说，则截去生字立论，叫妇人饿死，以殉其所谓节，叫臣子无罪受死，以殉其所谓忠。孟子有知，当必引告子为同调，而斥程朱为叛徒也。 孟子说：“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全是从需要生出来的。孩提所需者食也，故慕饮我食我之父母；少壮所需者色也，故慕能满色欲之少艾与妻子，出仕所需者功名也，君为功名所自出，故慕君。需要者目的物也，亦即所谓目标，目标一定，则只知向之而趋，旁的事物，是不管的。目标在功名，则吴起可以杀其妻，汉高祖可以分父之羹，乐羊子可以食子之羹。目标在父母，则郭巨可以埋儿，姜诗可以出妻，伍子胥可以鞭平王之尸。目标在色欲，则齐襄公可以淫其妹，卫宣公可以纳其媳，晋献公可以父妾。著者认为：人的天性，既是这样，所以性善性恶问题，我们无须多所争辩，负有领导国人之责者，只须确定目标，纠正国人的目标就是了。我国现在的大患，在列强，压迫，故当提出列强为目标，手有指，指列强，口有道，道列强，使全国人之视线集中在这一点。于是乎吴起也、汉高祖也、乐羊子也、郭巨也、姜诗也、伍子胥也、齐襄公也、卫宣公也、晋献公也，一一向目标而趋。救国之道，如是而已。全国四万万人，有四万万根力线，根根力线，直达列强。根根力线，挺然特立，此种主义，可名之曰“合力主义”，而其要点。则从人人思想独立开始。 有人问我道：“你既自称厚黑教主，当然无所不通，无所不晓。据你说：你不懂外国文，有人劝你看西洋心理学译本，你也不看，像你这样的孤陋寡闻，怎么够得上称教主？”我说道：“我试问，你们的孔夫子，不惟西洋译本未读过，连西洋这个名词，都未听过，怎样会称至圣先师？你进文庙去把他的牌位打来烧了，我这厚黑教主的名称，立即登报取消。我再问：西洋希腊三哲，不惟连他们西洋大哲学家康德诸人的书一本未读过，并且恐怕现在英法德美诸国的字，一个也认不得，怎么会称西洋圣人？更奇者：释迦佛，中国字、西洋字一个都认不得，中国人的姓名，西洋人的姓名，一个都不知道，他之孤陋寡闻，万倍于我这个厚黑教主，居然在为五洲万国第一个大圣人，这又是甚么道理？吁，诸君休矣！道不同不相为谋，我正在划出厚黑区域，建立厚黑哲学，我行我是，固不暇同诸君哓哓置辩也。” 我是八股学校的修业生，生平所知者，八股而已。常常有人向我说道：“可惜你不懂科学，所以你种种说法，不合科学规律。”我说：“我在讲八股，你怎么同我讲起科学来了？我正深恨西洋的科学家不懂八股，一切著作，全不合八股义法。我把达尔文的《种源论》，斯密士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以评八股之法评之，每书上面，大批二字，曰：“不通”…… 天下文章之不通，至八股可谓至矣尽矣，蔑以加矣，而不谓西洋科学家文章之不通，乃百倍于中国之八股。现在全世界纷纷扰扰，就是几部死不通的文章酿出来的。因为达尔文和斯密士的文章不通，世界才会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因为孟德斯鸠的文章不通，我国过去廿四年，才会四分五裂，中央政府，才会组织不健全。人问：“这部书也不通，那部书也不通，要甚么书才通？”我说：“只有厚黑学，大通而特通。” 幸哉！我只懂八股而不懂科学也！如果我懂了科学，恐怕今日尚在朝朝日日地喊：“达尔文圣人也，斯密士圣人也，孟德斯鸠圣人也，墨索里尼，希特勒，无一非圣人也。怎么会写《厚黑丛话》呢！如果要想全世界太平，除非以我这《厚黑丛话》为新刑律，把古之达尔文、斯密士、孟德斯鸠，今之墨索里尼、希特，一一处以枪毙，而后国际上、经济上、政治上，乃有曙光之可言。 中国的八股研究好了，不过变成迂腐不堪的穷骨头，如李宗吾一类人是也。如果把西洋科学家，达尔文诸人的学说研究好了，立即要“尸骨成山，血水成河”。等我把中国圣人的话说完了，再来怀疑西洋圣人。

全一卷 第25章 厚黑丛话卷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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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成为厚黑教主者，得力处全在不肯读书，不惟西洋译本不喜读，就是中国书也不认真读。凡与我相熟的朋友，都晓得我的脾气，无论甚么书，抓着就看，先把序看了，或只看首几页，或从末尾倒起看，或随在中间乱翻来看，或跳几页看，略知书中大意就是了。如认为有趣味的几句，我就细细的反复咀嚼，于是一而二，二而三，就想到别个地方去了。无论甚么高深的哲学书和最粗浅的戏曲小说，我心目中都是一例视之，都是一样读法。
我认为世间的书有三种，一为宇宙自然的书，二为我脑中固有的书，三为古今人所著的书。我辈当以第一种、第二种融合读之，至于第三种，不过借以引起我脑中蕴藏之理而已或供我之印证而已。我所需于第三种者，不过如是。中国之书，已足供我之用而有余，安用疲敝精神，读西洋译本为？ 我读书的秘决，是“跑马观花”四字，甚至有时跑马而不观花。中国的花圃，马儿都跑不完，怎能说到外国？人问：“你读书既是跑马观花，何以你这《厚黑丛话》中，有时把书缝缝里细微事说得津津有味？”我说：“说了奇怪！这些细微事，一触目即刺眼。我打马飞跑时，瞥见一朵鲜艳之花，即下马细细赏玩。有时觉得芥子大的花儿，反比斗大的牡丹更有趣味，所以书缝缝里细微事，也会跳入《厚黑丛话》中来。 我是懒人，懒则不肯苦心读书，然而我有我的懒人哲学。古今善用兵者，莫如项羽，七十余战，战无不胜，到了乌江，身边只有二十八骑，还三战三胜。然而他学兵法，不过略知其意罢了。古今政治家，推诸葛武侯为第一，他读书也是只观大略。陶渊明在诗界中，可算第一流，他乃是一个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人。反之，熟读兵书者莫如赵括，长平之役，一败涂地。读书最多者莫如刘歆，辅佐王莽，以周礼治天下，闹得天怒人怨。注《昭明文选》的李善，号称书簏，而作出的文章就不通。书这个东西，等于食物一般，食所以疗饥，书所以疗愚。饮食吃多了不消化，会生病，书读多了不消化，也会作怪。越读得多，其人越愚，古今所谓书呆子是也。王安石读书不消化，新法才行不走。程伊川读书不消化，才有洛蜀之争。朱元晦读书不消化，才有庆元党案，才有朱陆之争。 世界是进化的，从前的读书人是埋头苦读，进化到项羽和诸葛武侯，发明了读书略观大意的法子。夫所谓略观大意者，必能了解大意也。则并大意亦未必了解。再进化到厚黑教主，不求甚解，进化到了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则并大意亦未必了解。再进化到厚黑教主，不求甚解，而并且不好读书。将来再进化，必至一书不读，一字不识，并且无理可解。呜呼，世无慧能，斯言也，从谁印证？ 我写《厚黑丛话》，遇着典故不够用，就杜撰一个来用。人问：何必这样干？我说：自有宇宙以来，即应该有这种典故，乃竟无这种典故出现，自是宇宙之罪，我杜撰一个所以补造化之穷。人说：这类典故，古书中原有之，你书读少了，宜乎寻不出。我说：此乃典故之罪，非我之罪。典故之最古者，莫如天上之排顺，根根力线，直射列强，这即是我说“厚黑救国”。 人问我：对外的主张如何？我说：我无所谓主张，日本是入室之狼，俄国是当门之虎，欧美诸强国，是宅左宅石之狮豹，请问诸君，处此环境，室内人当如何主张？ 世界第二次一下：孔明治蜀，略似管仲治齐，自比管仲，尚说得去，惟他平生政绩，无一点与乐毅相似，以之自比，是何道理？这就很值得研究了。考之《战国策》：燕昭王伐齐，是合五国之兵，以乐毅为上将军。他是联军的统帅，与管仲相桓公，帅诸侯之兵以攻楚是一样。燕昭王欲伐齐，乐毅献策道：“夫齐霸国之余教，而聚胜之遗事也，闲于兵甲，习于战攻，王若欲攻之，则必举天下而图之。”因主张合赵楚魏宋以攻之。孔明在隆中，对刘先帝说道：“曹操已是我的旧上司，砍几捆送他就是了。”这正是管仲的妙用，口骂无凭，贡包茅有实物表现，齐桓公于是背着包茅，进之周天子，作为楚国归服之实证。古者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周天子祭祀的时候，把包茅陈列出来，贴一红纸签，写道：“这是楚国贡的包茅”。助祭的诸侯看见，周天子面上岂不光辉光辉？楚国都降伏了，众小国敢有异议吗？我写《厚黑传习录》曾说：“召陵一役，以补锅法始，以锯箭法终。”其妙用如是如是。我们把弱小民族联盟组织好了，就用铁锤在列强的锅上轻轻敲他一下，到达相当时机，就锯箭干了事。到某一时期，再敲一下，箭干出来 民国二年，我在某机关任职，后来该机关裁撤，我与同乡陈健人借银五十元，以作归计。他回信说道：“我现无钱，好在为数无多，特向某某人转借，凑足五十元，与你送来。”信末附一诗云：“五十块钱不为多，借了一?又一坡，我今专人送与你，格外再送一道歌。”我读了，诗兴勃发，不可遏止，立复一信道：“捧读佳作，大发诗兴。奉和一首，敬步原韵。辞达而已，工拙不论。君如不信，有诗为证。诗曰：‘厚黑先生手艺多，哪怕甑子滚下坡。讨口就打莲花落，放牛我会唱山歌’。”诗既成，余举未已，又作一首：“大风起兮甑滚坡，收拾行李兮回旧窝，安得猛士兮守沙锅。”我出东门，走至石桥赶船，望见江水滔滔，诗兴又来了，又作一首曰：“风萧萧兮江水寒，甑子一去兮不复还。”千古倒甑子的人，闻此歌，定当同声一哭。 近来军政各机关，常常起大风，甑子一批一批的向坡下滚去，许多朋友，向我叹息道：“安得猛士兮守沙锅。”我说道：我的学问，而今长进了，沙锅无须守，也无须请猛士，只须所你的手杖向对方的沙锅一敲，他的沙锅打破，你的沙锅遂岿然独存。你如果莫得敲破对方沙锅的本事，自己的沙锅断不能保存。 东北四省，被日本占去，国人都有“甑子一去兮不复还”的感想，见日本在华北华南积极进行，又同声说道：“安得猛士兮守沙锅。”这都是我先年的见解，应当纠正。甑子与沙锅，是一物之二名，日本人想把我国的甑子打破，把里面的饭贮入他的沙锅内，国人只知双手把甑子掩护，真是干的笨事！我们四万万人，每人拿一根打狗棒，向日本的沙锅敲去，包管发生奇效。问：“打狗棒怎样敲法？”曰：组织弱小民族联盟。 我们对于日本，应该取攻势，不该取守势，对于列强，取威胁式，不取乞怜式。我们组织弱小民族联盟，即是对日本取攻势，对列强取威胁式。日本侵略我国，列强抱不平，对我国表同情，难道是怀好意吗？岂真站在公理立场上吗？日本希望的是独占，列强希望的是共管，方式虽不同，其为厚黑则一也。为我国前途计，应该极力联合世界弱小民族，努力促成世界大战，被压迫者对压迫者作战，全世界弱小民族，同齐暴动，把列强的帝国主义打破，即是把列强的沙锅打破，弱小民族的沙锅，才能保存。 威尔逊播下“民族自决”的种子，一天一天的潜滋暗长，现在快要成熟了。我国出来当一个陈涉，振臂一呼，揭出弱小民族联盟的旗帜，与威尔逊主义遥遥相应，全世界弱小民族，当然闻风响应。嬴秦亡国条件，列强是具备了的，而以日本具备尤多。一般人震于日本和列强之声威，反抗二字，生怕出诸口，这是由于平日不研究厚黑学，才会这样的畏惧。如果把我的《厚黑学》单行本熟读一万遍，立即发生一种勇气来，区区日本和列强，何足道哉！他们都是外强中干，自身内部，矛盾之点太多，譬诸筑墙，基础莫有稳固。我们组织弱小民族联盟，直向墙脚攻打，“弱联”一成功，日本和列强的帝国主义，当然崩溃。 我们联合弱小民族之初，当取甘地不抵抗主义，任他何种压迫俱不管，只埋头干“弱联”的工作，并且加紧工作，哪有闲心同他开战？等到“弱联”组织成功了，任何不平等条约，撕了即是，到了那时，他们敢于不接受我们的要求，就纠合全世界弱小民族，同时动作，以武力解决，由我国当主帅，指挥作战，把苏秦的老法子拿来行使，“秦攻一国，五国出兵助之或山兵挠秦之后”。像这样干去，赤白两色帝国主义，哪有不崩溃之理！以英国言之，他自夸凡是太阳所照之地，都有英国人的国旗，我们的“弱联”组织成功，可以说：凡是太阳所照之地，英国人都有挨打的资格。这样干，才是图谋和平的根本办法。机会一成熟，立把箭头取出，无须再用锯箭法。我们不从此种办法着手，徒悻悻然对日作战，从武力上同他决胜负，真是苏东坡所说的：“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了，律以我的厚黑哲理，是违反的。日本倡言亲善，如果就同他亲善，事事仰承日本鼻息，不敢反抗，不敢组织弱小民族联盟，更是厚黑界之小丑，够不上谈厚黑哲理。 日本是我国室中之狼，俄国是门前之虎，欧美列强，是宅左宅右之狮豹。日本是我国的仇国，当然无妥协余地，其他列强，为敌为友，尚不能预定，何也？因其尚在门前，尚在宅左宅右也。 威尔逊倡民族自决，想成一个国际联盟，以实现他的主张。哪知一成立，就被列强利用，成为分赃的集团，与威尔逊主义背道而驰。孙中山曾讲过大亚细亚主义，意在为黄种人吐气，哪知日本就想利用这种主张，以遂他独霸东亚之野心。所以我们成立弱小民族联盟，首先声明，英美德法意俄日等国永无入会之资格，日本不用说了。我们把英美等国划在会外，也不一定视为敌人，为敌为友，视其行为而定。如能赞助弱联，我们也可视为良友，但只能在会外，不能在会中说话，使他莫得利用操纵之机会。 我们对日抗战，当发挥自力，不能依赖某某强国，请他帮助。就使有时想列强帮助，也不能向他作乞怜语，更不能许以丝毫权利，只是埋头干“弱小民族联盟”的工作，一眼觑着列强的沙锅，努力攻打。要我不打破你的沙锅，除非帮助我把日本驱出东北四省，恢复九一八以前状况，我们也可以锯箭干了事。因为九一八之变，是国联不能执行任务酿出来的，当然寻国联算帐，当然成一个“弱联”，推翻现在的“国联”。所以对付列强，当如对付横牛，牵着鼻子走，不能同他善说。问：列强的鼻子，怎能受我们的牵？曰努力的联合弱小民族，即是牵列强的鼻子，如列强扭着鼻子不受我们牵，我们就实行把沙锅与他打烂，实现孙中山之主张，十万万四千万被压迫者，对四万万六千万压迫者实行作战，忍一下痛苦，硬把箭头取出，废去锯箭法不用，更是直截了当。我认为这种办法，是我国惟一的出路，请全国厚黑同志研究研究。 和平是整个的，现在世界关联密切，一处发生战事，就波动全世界，就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能。列强殖民地太宽，弱小民族受了威尔逊的宣传，早已蠢蠢欲动，大战争一发生，列强的沙锅就有破裂的危险。这一层，日本和列强都是看得很清楚的。日本自九一八以后，一切事悍然不顾，墨索里尼侵占阿比西尼亚，也悍然不顾，都是看清此点，以世界大战相威胁，料定国联不敢动作。果然国联顾忌此点，不敢实行制裁，只好因循敷衍，牺牲弱小民族利益，以饱横暴者之贪囊，暂维目前状况，于是国际联盟，就成为列强的分赃集团。我们看清此点，知道“国联”已经衰朽不适用了，就乘机推翻他，新兴一个“弱联”，以替代“国联”这种机构，催促威尔逊之主张早日实现。这种办法，才适合时代之要求。这种责任，应由我国出来担负，除了我国，其他国家是担负不起的。 我们组织弱小民族联盟，把甘地办法扩大之，改良之，当然发生绝大的效果。印度是亡了国的，甘地是赤手空拳，尚能有那样的成绩。我国是堂堂的独立大国，有强大的战斗力，淞沪之役，已经小小的表现一下，有这样的战斗力，而却不遽然行使，只努力干“弱联”工作，所得效果，当然百倍甘地。这种办法，我想一般厚黑同志，决定赞成的。 我是害了两重病的，一曰疯病，二曰八股病，而我之疯病，是从八股病生出来的。八股家遇着长题目，头绪纷繁，抑或合数章为一题，其作法，往往取题中一字，或一句，或一章作主，用以贯穿全题。曾国藩者，八股之雄也，其论作文之法曰：“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九章，但挈一领。”斯言也，通于治国，通于厚黑学。我国内政外交，处处棘手，财政军政，纷如乱丝，这就像八股家遇着了合数章书的长题目，头绪纷繁，无从着笔。如果枝枝节节而为之，势必费力不讨好，所以我们解决时局，就该应用八股，寻出问题之中心点，埋头干去，纷乱的时局，自必厘然就绪。我们做这篇八股，应该提出抗日二字为中心点，基于抗日之主张，生出内政外交之办法。内政外交的方针既定了，一切措施，都与这个方针适应，是之谓：“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九章，但挈一领。”我以后所写文字，就本此主张写去，但我从满清末年，就奔走宦场，发明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八股一道，荒废已久，写出的文字，难免不通，希望八股老同志纠正纠正。 科举时代的功令，作八股必遵朱注，试场中片纸不准夹带，应考的人，只好把朱子的《四书集注》读来背得，所以朱子可称为八股界之老祖宗。而他解决时局的办法，是很合八股义法的。他生当南宋，初见宋孝宗即说道：“当今之世，要首先认定：金人是我不共戴天之敌，断绝和议，召还使臣，这层决定了，一切事才有办法。一般怀疑的人，都说根本未固，设备未周，进不能图恢复，退不能谋防御，故不得已而暂与金人讲和，以便从容准备，殊不知这话大错了。其所以根本不固，设备不周，进不能攻，退不能守者，正由有讲和之说的原故。一有讲和之说，则进无决死之心，退有迁延之计，其气先馁，而人心遂涣然离沮。故讲和之说不罢，天下事无一可成。为今之计，必须闭门绝和，才可激发忠勇之气，才可言恢复。”这是朱子在隆兴元年对孝宗所说的话。他这篇文字，很合现在的题目，我们可以全部抄用。首先认定日本是仇国，使全国人有了公共的目标，然后才能说“对内团结，对外抵抗”的话。我国一般人，对于抗日，本下了最大决心，不过循着外交常轨，口头不能不说说亲善和调整这类话，不知亲善和调整这类名词，是西洋的八股话，对于中国全不适用，其弊害，朱子说得很明白。 国人见国势日危，主张保存国粹，主张读经，这算是从根本上治疗了。八股是国粹的结晶体，我的厚黑学，是从八股出来的，算是根本之根本。我希望各校国文先生，把朱子对孝宗说的这段文字选与学生读，培养点中国八股智识，以便打倒西洋八股。 中国的八股，有甚深的历史，一般文人，涵濡其中，如鱼在水，所以今人文字，以鼻嗅之，大都作八股气，酸溜酸溜的。章太炎文字，韩慕庐一类八股也；严又陵文字，管韫山一类八股也；康有为文字，“十八科闱墨”一类八股也；梁启超文字，“江汉炳灵”一类八股也；鄙人文字，小试场中，截搭题一类八股也；当代文豪，某某诸公，则是《聊斋》上的贾奉雉，得了仙人指点，高中经魁之八股也。“诸君莫笑八股酸，八股越酸越革命。”黄兴、蔡松坡，秀才也；吴稚晖、于右任，举人也；谭延?、蔡元培，进士翰林也。我所知的同乡同学，几个革命专家，廖绪初举人也；雷铁崖、张列五、谢彗生，秀才也；曹叔实，则是一个屡试不售的童生。猗欤！盛哉！八股之功用大矣哉！满清末年，一伙八股先生，起而排满革命，我甚愿今之爱国志士，把西洋八股一火焚之，返而研究中国的八股，才好与我们的仇国日本奋斗到底。 唐宋八家中，我最喜欢三苏，因为苏氏父子，俱懂得厚黑学。老泉之学，出于申韩。申子之书不传，老泉《嘉?集》，一切议论，极类韩非，文笔之峭厉深刻，亦复相似。老泉喜言兵，他对于孙子也很有研究。东坡之学，是战国纵横者流，熟于人情，明于利害，故辩才无碍，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其为文诙诡恣肆，亦与战国策文字相似。子由深于老子，著有《老子解》。明李卓吾有言曰：“解老子者众矣，而子由独高。”子由文汪洋淡泊，在八家中，最为平易。渐于黄老者深，其文固应尔尔。《孙子》、《韩非子》和《战国策》，可说是古代厚黑学教科书。《老子》一书，包涵厚黑哲理，尤为宏富。诸君如想研究孔子的学说，则孔子所研习的诗经书经易经，不可不熟读；万一想研究厚黑学，只读我的作品，不过等于读孔子的《论语》，必须上读《老子》、《孙子》、《韩非子》和《战国策》诸书，如儒家之读《诗》、《书》、《易》诸书，把这些书读熟了，参之以廿五史和现今东西洋事变，融会贯通，那就有得厚黑博士之希望了。

全一卷 第32章 厚黑丛话卷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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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我：厚黑学三字，宜以何字作对？我说：对以道德经三字。李老子的道德经和李疯子的厚黑学，不但字面可以相对，实质上，二者原是相通，于何征之呢？有朱子之言可证。《朱子全书》中有云：“老氏之学最忍，他闲时似个虚无卑弱底人，莫教紧要处，发出来，更教你支格不住，如张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是学，如?关之战，与秦将连和了，忽乘其懈击之。鸿沟之约，与项羽讲和了，忽回军杀之。这个便是他卑弱之发处，可畏可畏。他计策不须多，只消两三处如此，高祖之业成矣。”依朱子这样说：老子一部道德经，岂不明明是一部厚黑学吗？我在《厚黑丛话》卷二之末，曾说：“苏东坡的《留侯论》，全篇是以一个厚字立柱。”朱子则直将子房之黑字揭出，并探本穷源，说是出于老子，其论尤为精到。朱子认为?关、鸿沟，这些狠心事，是卑弱之发处，足知厚黑二者，原是一贯之事。
厚与黑，是一物体之二面，厚者可以变而为黑，黑者亦可变而为厚。朱子曰：“老氏之学最忍。”他以一个忍字，总括厚黑二者。忍于己之谓厚。忍于人之谓黑。忍于己，故闭时虚无卑弱；忍于人，故发出来教你支持不住。张子房替老人取履，跪而纳之，此忍于己也；?关鸿沟，败盟弃约，置人于死，此忍于人也。观此则知厚黑同源，二者可以互相为变。我特告诉读者诸君，假如有人在你面前胁肩谄笑，事事要好，你须谨防他变而为黑。你一朝失势，首先坠井下石，即是这类人。又假如有人在你面前肆意凌侮，诸多不情，你也不须怨恨，你若一朝得志，他自然会变而为厚，在你面前，事事要好。历史上这类事很多，诸君自去考证。 我发明厚黑学，进一步研究，得出一条定理：“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有了这条定理，厚黑学就有哲理上之根据了。水之变化，纯是依力学公例而变化。有时徐徐而流，有物当前，总是避之而行，总是向低处流去，可说是世间卑弱之物，无过于水。有时怒而奔流，排山倒海，任何物不能阻之，阻之则立被摧灭，又可说世间凶悍之物，无过于水。老子的学说，即是基于此种学理生出来的。其言曰：“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诸君能把这个道理会通，即知李老子的道德经和鄙人的厚黑学，是莫得甚么区别的。 忍于己之谓厚，忍于人之谓黑，在人如此，在水亦然。徐徐而流，避物而行，此忍于己之说也；怒而奔流，人物阻挡之，立被摧灭，此忍于人之说也。避物而行和摧灭人物，现象虽殊，理实一贯，人事与物理相通，心理与力学相通，明乎此，而后可以读李老子的道德经，而后可以读李疯子的厚黑学。 老子学说，纯是取法于水道德经中，言水者不一而足，如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又曰：“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水之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老子深有契于水，故其学说，以力学公例绳之，无不一一吻合。惟其然也，宇宙事事物物，遂逃不出老子学说的范围。 老子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这几句话，简直是他老人家替厚黑学做的赞语。面厚心黑，哪个不知道？哪个不能做？是谓“甚易知，甚易行”。然而厚黑学三字，载籍中绝未一见，必待李疯子出来才发明，岂非“天下莫能知”的明证吗？我国受日本和列强的欺凌，管厚黑、苏厚黑的法子俱在，不敢拿来行使，厚黑圣人勾践和刘邦对付敌人的先例俱在，也不一加研究，岂非“天下莫能行”的明证吗？ 我发明的厚黑学，是一种独立的科学，与诸子百家的学说绝不相类，但是会通来看，又可说诸子百家的学说无一不与厚黑学相通，我所讲一切道理，无一不经别人说过，我也莫有新发明。我在厚黑界的位置，只好等于你们儒家的孔子。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也莫得甚么新发明。然而严格言之，儒家学说与诸子百家，又绝不相类，我之厚黑学，亦如是而已。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鄙人亦曰：“知我者，其惟厚黑学乎！罪我者，其惟厚黑学乎！” 老子也是一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人，他书中如“建言有之”，如“用兵有言”，如“古所谓”……一类话，都是明明白白的引用古书。依朱子的说法，《老子》一书，确是一部厚黑学，而老子的说法，又是古人遗传下来的，可见我发明的厚黑学，真是贯通古今，可以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据学者的考证，周秦诸子的学说，无一人不渊源于老子，因此周秦诸子，无一不带点厚黑气味。我国诸子百家的学说，当以老子为总代表。老子之前，如伊尹，如太公，如管子诸人，《汉书·艺文志》都把他列入道家，所以前乎老子和后乎老子者，都脱不了老子的范围。周秦诸子中，最末一人，是韩非子。与非同时，虽有《吕览》一书，但此书是吕不韦的食客纂集的，是一部类书，寻不出主名，故当以韩非为最末一人。非之书有《解老》、《喻老》两篇，把老子的话一句一句解释，呼老子为圣人。他的学问，是直接承述老子的，所以说：“刑名原于道德。”由此知周秦诸子，彻始彻终，都是在研究厚黑这种学理，不过莫有发明厚黑这个名词罢了。 韩非之书，对于各家学说俱有批评，足知他于各家学说，都一一研究过，然后才独创一派学说。商鞅言法，申子言术，韩非则合法、术而一之，是周秦时代法家一派之集大成者。据我看来，他实是周秦时代厚黑学之集大成者。不过其时莫得厚黑这个名词，一般批评者，只好说他惨刻少恩罢了。 老子在周秦诸子中，如昆论山一般，一切山脉，俱从此处发出；韩非则如东海，为众河流之总汇处。老子言厚黑之体，韩非言厚黑之用，其他诸子，则为一支山脉或一支河流，于厚黑哲理，都有发明。 道法两家的学说，根本上原是相通，敛之则为老子之清静无为，发之则为韩非之惨刻少恩，其中关键，许多人都看不出来。朱子是好学深思的人，独看破此点。他指出张子房之可畏，是他卑弱之发处，算是一针见血之语。卑弱者，敛之之时也，所谓厚也；可畏者，发之之时，所谓黑也。即厚即黑，原不能歧而为二。 道法两家，原是一贯，故史迁修《史记》，以老庄申韩合为一传，后世一孔之儒，只知有一个孔子，于诸子学术源流，茫乎不解，至有谓李耳与韩非同传，不伦不类，力诋史迁之失，真是梦中呓语。史迁父子，是道家一派学者，所著《六家要指》，字字是内行话。史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老子是他最崇拜的人。他把老子与韩非同列一传，岂是莫得道理吗？还待后人为老子抱不平吗？世人连老子一韩非的关系都不了解，岂足上窥厚黑学？宜乎李厚黑又名李疯子也。 厚黑这个名词，古代莫得，而这种学理，则中外古今，人人都见得到。有看见全体的，有看见一部分的，有看得清清楚楚的，有看得依稀恍惚的，所见形态千差万别。所定的名词，亦遂千差万别。老子见之，名之曰道德，孔子见之，名之曰仁义，孔子见之，名之曰庙算，韩非见之，名之曰法术，达尔文见之，名之曰竞争，俾斯麦见之，名之曰铁血，马克思见之，名之曰唯物，其信徒威廉氏见之，名之曰生存，其他哲学家，各有所见，各创一名，真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无一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有人诘问我道：“你主张‘组织弱小民族联盟，向列强攻打。’这本是一种正义，你何得呼之为厚黑？”我说：“这无须争辩，即如天上有两个亮壳，从东边溜到西边，从西边溜到东边，溜来溜去，昼夜不停。这两个东西，我们中国人呼之为日月，英国人则呼之为un或n，名词虽不同，其所指之物则一。我们看见英文中之un、n二字，即译为日月二字。读者见了我的厚黑二字，把他译成正义二字可也，即译之为道德二字或仁义二字，也无不可。 周秦诸子，无一人不是研究厚黑学理，惟老子窥见至深，故其言最为玄妙。非有朱子这类好学深思的人，看不出老子的学问。非有张子房这类身有仙骨的人，又得仙人指点，不能把老子的学问用得圆转自如。 周秦诸子，表面上，众喙争鸣，里子上，同是研究厚黑哲理，其学说能否适用，以所含厚黑成分多少为断。《老子》和《韩非》二书，完全是谈厚黑学，所以汉文行黄老之术，致治为三代下第一；武侯以申韩之术治蜀，相业为古今所艳称。孙吴苏张，于厚黑哲理，俱精研有得，故孙吴之兵，战胜攻取，苏秦、张仪，出而游说，天下风靡。由是知：凡一种学说，含有厚黑哲理者，施行出来，社会上立即发生重大影响。儒家高谈仁义，仁近于厚，义近于黑，所得者不过近似而已。故用儒术治国，不痒不痛，社会上养成一种大肿病，儒家强为之解曰：“王道无近功。”请问汉文帝在位，不过23年，武侯治蜀，亦仅二十年，于短时间收大效，何以会有近功？难道汉文帝是用的霸术吗？诸葛武侯，岂非后儒称为王佐之才吗？究竟是甚么道理？请儒家有以语我来，厚黑是天性中固有之物，周秦诸子无一不窥见此点，我也不能说儒家莫有窥见，惜乎窥见太少，此其所以“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也。此其所以“迂远而阔于事情”也。 老庄申韩，是厚黑学的嫡派。孔孟是反对派。吾国二千余年以来，除汉之文景、蜀之诸葛武侯、明之张江陵而外，皆是反对派执政，无怪乎治日少而乱日多也。 我深恨厚黑之学不明，把好好一个中国闹得这样糟，所以奋然而起，大声疾呼，以期唤醒世人。每日报纸上，写厚黑丛话一二段，等于开办一个厚黑学的函授学校。经我这样的努力，果然生了点效。许多人向我说道：“我把你所说的道理，证以亲身经历的事项，果然不错。”又有个朋友说道：“我把你发明的原则，去读《资治通鉴》，读了几本，觉得处处俱合。”我听见这类话，知道一般人已经有了厚黑常识，程度渐渐增高，我讲的学理，不能不加深点，所以才谈及周秦诸子，见得我发明的厚黑学，不但证以一部二十五史，处处俱合，就证以周秦诸子的学说，也无一不合。读者诸君，尚有志斯学，请细细研究。 教授学生，要用启发式、自修式，最坏的是注入式。我民国元年发表《厚黑学》，只举曹操、刘备、孙权、刘邦、司马懿几人为例，其余的，叫读者自去搜寻，我写的《厚黑学》和《厚黑传习录》，也只简简单单的举出纲要，不一一详说，恐流于注入式，致减读者自修能力。此次我说：周秦诸子的学说，俱含厚黑哲理，也只能说个大概，让读者自去研究。 诗经、书经、易经、周礼、仪礼等书，是儒门的经典，凡想研究儒学的，这些书不能不熟读。周秦诸子的书，是厚黑学的经典，如不能遍读，可先读《老子》和《韩非子》二书，知道了厚黑的体用，再读诸子之书，自然头头是道。凡是研究儒家学说的人，开口即是“诗曰、书曰”，鄙人讲厚黑哲理，不时也要说几句“老子曰、韩非曰”。 四书五经，虽是外道的书，苟能用正法眼读之，也可寻出许多厚黑哲理。即如孟子书上的“孩提爱亲”章、“孺子将入井”章，岂非儒家学说的基础吗？鄙人就此两章书，绘出甲乙两图，反成了厚黑学的哲学基础，这是鄙人治厚黑学的秘诀。诸君有志斯学，不妨这样的研究。

全一卷 第33章 厚黑原理（心理与力学）自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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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我在成都《公论日报》上发表一文，题曰《厚黑学》，谓：古今成功之英雄，无一非面厚心黑者。这本是一种游戏文字，不料自此以后，厚黑学三字，遂传播四川，成一普通名词。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心想：此等说法，能受一般人欢迎，一定与心理学有关系，继续研究下去，始知厚黑学是渊源于性恶说，在学理上是有根据的，然私心终有所疑。遍寻中外心理学读书读之，均不足解我之疑，乃将古今人说法尽行扫去，另用物理学的规律来研究心理学觉得人心之变化，处处是跟着力学规律走的。从古人事迹上、今日政治上、日用琐事上、自己心坎上、理化数学上、中国古书上、西洋学说上、四面八方，印证起来，处处可通，乃创一臆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民国九年，写一文曰《心理与力学》，藏之箧中，未敢发表，十六年方刊入拙著《宗吾臆谈》内。兹特重加整理，扩大为一单行本。
我这《心理与力学》一书，开始于民国九年，今为民国二十七年，历时十八年，而此书渊源于厚黑学。我研究厚黑学，始于满清末年，可说此书之成，经过30年之久。记得唐朝贾岛做了两句诗，“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自己批道：“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我今日发表此书，真有他那种感想。 我的思想，好比一株树；厚黑学是思想之出发点，等于树根；因厚黑学而生出一条臆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等于树身；其他所写《社会问题之商榷》、《考试制度之商榷》、《中国学术之趋势》，与夫最近所写的《制宪与抗日》等书，都是以“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这条臆说为根据，等于树上生出的枝叶花果。故我所写的文，虽种种不同，实是一贯。 去岁遇川大教授福建江超西先生，是专门研究物理的，并且喜欢研究易学，是博通中外的学者。我把稿子全部拿与他看，把所有疑点提出请教。承蒙一一指示，认为我这种说法讲得通，并赐序一篇，我是非常感激。然而我终不敢自信，请阅者不客气的赐教。 我研究这个问题，已经闹得目迷五色，文中种种说法，对与不对，自己无从知道。我重在解释心中疑团：阅者指驳越严，我越是感激，绝不敢答辩一字。诸君赐教的文字，可在任何报章杂志上发表，发表后，请惠赠一份，交成都《华西日报》转交，以便改正。 民国二十七年一月十三日，富顺李宗吾，于成都。

全一卷 第34章 厚黑原理（心理与力学）自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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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表此书后，得着不少的批评，使我获益匪浅，至为感谢。除全部赞成和全部否认者外，其有认为大致不差，某某点尚应该改者，我已遵照修改。有些地方，虽经指示，而我认为尚应商酌者，则暂仍其旧，请阅者再加指正。所有赐教文字，请交重庆《国民公报》转交，以便再加修改。
读者常驳我道：“人之心理，变化不测，哪里会有规律？”我说：物理也是变化不测，何以又有规律？今之科学家，研究物理，可谓极精了。我们试取一瓷杯，置之地上，手执一铁锤，请问：此锤击下去，此杯当成若干块？每块形状如何？恐怕聚世界科学家研究之，无一人能预知，所可知者，铁锤击下，此杯必破裂而已。何也？杯子内部分子之构造，无从推测也，我们不能因此就说，物理变化，无有规律。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与瓷杯之分子相同，所以心理变化，如珠走盘，横斜曲直，不可得知，所可知者，必不出此盘而已。人持弓箭，朝东射，朝西射，我们不能预知，但一射出来，其箭必依抛物线进行，这即是力之规律。我所谓心理变化有规律可寻者，亦就是也。 我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原是一种臆说，不能说是公例。公例者，无一例外之谓也。当初牛顿发明万有引力，定出三例，许多人都不承认，后来逐渐证明，逐渐承认，最后宇宙各种现象，俱合牛顿规律，惟天王星不合，有此例外，仍不能成为公例。直到1846年，有某天文家，将天王星合牛顿规律这部分提出，将其不合规律之部分加以研究，断定天王星之外，另有一行星，其形状如何，位置如何，加入此星之引力，天王星即合规律了。此说一发表出来，众天文家，依其说以搜求之，立把海王星寻出，果然丝毫不差错，牛顿之说，乃成为公例。心理之变化，较物理更复杂，更奇妙。我之说法，不为一般人所承认者，因为例外之事太多也。我不认为我之臆说有错，而认为人心中之海王星太多。我们亦能只握着大原则，以搜求各人心中之海王星耳。 有人说：你想把人事与物理沟通为一，从前许多人都做过这种工作，无奈这条路走不通。我说：苏彝士运河，从前许多人都说凿不通，卒之凿通。巴拿马运河，许多人都说凿不通，卒之也凿通。我认为自然界以同一原则生人生物，物理上之规律，必可适用于人事，不过我个人学识不够，不能把他沟通为一罢了。学术者，世界公物，当合全世界研究之，非一人之力所能胜也。尚望读者诸君共同研究，如我这种方式走不通，希望读者另用他种方式把他弄通。我研究这个问题，如坠五里雾中，诸君其亦怜我之愚，而有以教之乎！ 物理纷繁极矣，牛顿寻出规律，纷繁之物理，厘然就诸，而科学因之大进步。世界纷乱极矣，我们在人事上如能寻出规律，则世界学说，可归一致，人世之纠纷，可以免除，而文明自必大进步。此著者所为希望诸君共同研究者也。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八日，李宗吾，于陪都。

全一卷 第35章 厚黑原理（心理与力学）之一 性灵与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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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上许多定理，最初都是一种假设，根据这种假设，从各方试验，都是合的，这假设就成为定理了。即如地球这个东西，自开辟以来就有的，经过了若干万万年，人民生息其上，视为固然，于地球之构成，不求甚解，距今二三百年前，出了一个牛顿，发明万有引力，说：“地心有引力，把泥土沙石吸成一团，成为一个地球。”究竟地心有无引力，无人看见，牛顿这个说法，本是假定的。不过根据他的说法，任如何试验，俱是合的，于是他的假说，就成了定理。从此一般人都知道：凡是有形有体之物，都要受引力的吸引。到爱因斯坦出来，发明相对论，把牛顿之说扩大之，说：“太空中的星球发出的光线，经过其他星球，也要受其吸引，由于天空中众星球互相吸引之故，于是以直线进行之光线，就变成弯弯曲曲的形状。”这也是一种假说，然经过实地测验，证明不错，也成了定理。从此一般人又知道：有形无体之乐线，也要受引力之吸引。我们研究心理学，何妨把爱因斯坦之说再扩大之，说：“我们的心中，也有一种引力，能把耳闻目睹，无形无体之物吸引来成为一个心，心之构成，与地球之构成相似。”我们这样的设想，则牛顿三例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可适用到心理学方面，而人事上一切变化，就可本力学规律去考察他了。
通常所称的心，是由于一种力，经过五官出去，把外边的事物牵引进来，集合而成的。例如有一物在我面前，我注目视之，即是一种力从目透出去，与那个物连结。我将目一闭，能够回忆那物的形状，即是此力把那物拖进来绾住了。由于这种方式，把耳闻目睹，与夫身所经历的事项，一一拖进来，集合为一团，就成为一个心，所以心之构成，与地球之构成，完全相似。 一般人都说：自己有一个心，佛氏出来，力辟此说，说：人莫得心，通常所谓心，是假的，乃是六尘的影子。圆觉经曰：“一切众生，无始以来，种种颠倒，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我们试思：假使心中莫得引力，则六尘影子之经过，亦如雁过长空，影落湖心一般，雁一去，影即不留了。而我们见雁之过，能记忆雁之影相者，即是心中有一种引力，能把雁影绾住的原故。 佛家说：“六尘影子，落在八识田中，成为种子，永不能去。”这正如谷子豆子落在田土中，成为种子一般。我们知：谷子豆子，落在田土中，是由于地心有引力，即知六尘影子落在八识田中，是由于人心有引力。因为有引力绾住，所以谷子豆子落在田土中，永不能去，六尘影子，落在八识田中，也永不能去。 我们如把心中所有知识，一一考察其来源，即知无一不从外面进来，其经过路线，不外眼耳鼻舌身，虽说人能发明新理，然仍靠外面收来的知识作基础，犹之修房子者，必须购买外面的砖瓦木料，才能建筑新房子一样。我们如把心中各种知识的来源，一一清出来，从目进来者，仍令从目退出去，从耳进来者，仍令从耳退出去，其他一一从来路退出去，此心即空无所有了。人的心，果然能够空无所有，对于外物无贪恋，无嗔恨，有如湖心雁影，过而不留，这即是佛家所说，还我本来面目。 地球之构成，源于引力，意识之构成，源于种子。试由引力再进一步，推究到天地未有以前，由种子再进一步，推究到父母未生以前，则只有所谓寂兮寥兮的状况，而二者就会归于一了。由寂兮寥兮生的引力，而后有地球，而后有物。由寂兮寥兮生出种子，而后有意识，而后有人。我们这样的研究，觉得心之构成，与地球之构成相似，而物理学的规律，就可适用于人事了。 我们把物体加以分析，就得原子，把原子加以分析，就得电子。电子是一种力，这是科学家业已证明了的。人是物中之一，我们的身体，是电子集合而成，身与心本是一物，所以我们的心理，不能逃磁电学的规律，不能逃力学的规律。 心的现象，与磁电的现象，是很相似的。人有七情，大别之，只有好恶二种，心所好的东西，就引之使近，心所恶的东西，就推之使远，这种现象，岂不与磁电相似吗？ 人的心，分知、情、意三者，意是知与情合并而成，其元素只有知、情二者。磁电同性相推，异性相引，其相推相引，有似吾人之情，其能够判别同性异性，更是显然有知，足见磁电这个东西，具有知、情，与人之心理相同。 阳电所需要的是阴电，忽然来了一个阳电，要分他的阴电，他当然要把他推开；阴电所需要的是阳电，忽然来了一个阴电，要分他的阳电，他当然也要把他推开。这就像小孩食乳食糕饼的时候，见哥哥来了，用手推他打他一般，所以成了同性相推的现象。至于磁电异性相引，犹如人类男女相爱，更是不待说的。由此知磁电现象，与心理现象，完全相同。 佛说：“真佛法身，映物现形。”宛然磁电感应现象。又说：“性灵本融，周遍法界。”宛然磁电中和现象。又说：“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简直是物理学家所说：“能力不灭”。因此之故，我们用力学规律去考察人性，想来不会错。 物质不灭，能力不灭，是科学上之定律。吾身之物质，是从地球之物质转变而来，身死埋之地中，物质退还地球。物质不灭之说，算是讲得通，独是吾人之性灵，是一种能力，请问此种能力，生从何处来？死往何处去？我们要答复这个问题。可以创一臆说，曰：“人之性灵从地球之磁电转变而来。”吾人一死，身体化为地球之泥土，同时性灵化为地球之磁电，如此则性灵生有自来，死有所去，能力不灭之说，就讲得通了。世言成仙成佛者，或许是用一种修养力，能将磁电凝聚不散耳。俗云“冤魂不散”，当是一种嗔恨心，将磁电凝住，迨至冤仇已报，嗔恨心消失，磁电无从凝聚，其鬼即归消灭。 有了“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这条臆说，则灵魂存灭问题，就可以答复了。吾人一死，身上的物质，退还地球，性灵化为磁电，则灵魂即算消灭。然而吾身虽死，物质尚存，磁电尚存，亦可谓之灵魂尚存。此庄子所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也。 禅家最重“了了常知”四字，吾人静中，此心明明白白，迨至事务纷乘，此明明白白之心，消归乌有。学力深者，事务纷剩，此心仍所明明白白，是谓“动静如一”。然而白昼虽明明白白，晚间梦寐中，则复昏迷。学力更深者，梦寐中亦明明白白，是谓“寤寐如一”。学力极深者，死了亦明明白白，是谓“死生如一”。到了死后明明白白，则谓之灵魂永存可也。 楞严经曰：“如来从胸?字，涌出宝光，其光昱昱，有千百色，十方微尘，普佛世界，一时周遍。”此宝光，盖即电光也。阿难白佛言：“我见如来，三十二相，胜妙殊绝，形体映彻，犹如琉璃。尝自思惟，此相非是欲爱所生，何以故？欲气粗浊，腥臊交遘，脓血杂乱，不能发生胜净妙明，紫金光聚。”释迦修养功深，已将血肉之躯变而为磁电凝聚体，故能发出宝光，遍达十方世界。佛氏有天眼通、天耳通之说，今者无线电发明，已可证明其非诬。释迦本身即是一无线电台，将来电学进步，必能证明释迦所说，一一不虚，而“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之臆说，或亦可证明其不虚。 老子言道，屡以水为喻，佛氏说法，亦常以水为喻，我们不妨以空气为喻，所谓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无古今、无边际、无内外，种种现象，空气是具备了的。倘进一步，以中和磁电为喻，尤为确切。若更进一步，假定：“人之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用以读老佛之书，觉得处处迎刃而解。 吾人自以为高出万物，这不过人类自己夸大的话，实则人与物，同是从地球生出来的，身体之原素，无一非地球之物质。自地球视之，人与物并无区别，仿佛父母生二子，长子曰人，次子曰物，不过长子聪明，次子患瘫病而又哑聋罢了。我们试验理化，温度变更或参入一种物品，形状和性质都要改变。吾人遇天气大变，心中就烦躁，这是温度的关系；饮了酒，性情也会改变，这是参入一种药品，起了化学作用。从此等处考察，人与物有何区别？ 人身的物质和地球的物质，都是电子构成的，吾人有灵魂，地球亦有灵魂，磁电者地球之灵魂也，通常所说地心吸力者，即是磁电吸力之表现。地球的物质化为植物，同时地球的磁电，即变为植物的生机。吾人食植物，物质变为吾身的毛发骨肉，同时磁电即变为吾人的性灵。由泥土沙石变而为植物，变而为毛发骨肉，愈变愈高等。同时由地球的磁电变而为植物的生机，变而为吾人的性灵，也是愈变愈高等。虽经屡变，而本来之性质仍在，故吾身之原素，与地球之原素相同，心理之感应，与磁场之感应相同，所以本书第二章甲乙丙图，其现象与磁场相同，与地心吸力相同。然既经屡变，吾身之毛发骨肉，与地球之泥土沙石不同，吾人之性灵，也与地球之磁电不同，何也？在地球为死物，在吾身则为活物也。所以用力学规律以考察人事，我们当活用之，而不能死用之。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所谓道，即释氏所谓真如也。释氏谓：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内身外器，都是由真如不守自性，变现出来的，其说与老子正同。真如者，空无所有也（实则非空非不空）。忽焉真如不守自性，而变现为中和磁电，由是而变现为气体，回旋太空中，几经转变，而地球生焉。由是而生植物，生动物，生人类。佛氏所谓阿赖耶识的状态，与中和磁电的状态绝肖。二者都是冲漠无朕，万象森然，也即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我们可以说：真如变现出来，在物为中和磁电，在人为阿赖耶识，犹之同一物质，在地球为泥土沙石，在人则为毛发骨肉也。今人每谓人之性灵，与磁电迥不相同，犹之无科学知识之人，见毛发骨肉，即认泥土沙石，迥不相同也。中和磁电，是真如最初变现出来之物，真如不可得见，我们读佛老之书，姑以中和磁电，作为道与真如形态，觉得处处可通。 老子著书，开端即曰：“道可道，非常道。”释迦说法四十九年，结果自认未说一字，归之于不可囗，不可说而已。苏子由曰：“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达者因似以识真，而昧者执似以陷于伪。”道与真如，不可思议者也，阿赖耶识，与中和磁电，可思议者也，借可思议者，以说明不可思议者，此所谓言其似也。 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们可解之曰，道者空无所有也，一者中和磁电也，中和磁电发动出来，则有相推相引两作用，所谓二也。由这两种作用，生出第三种作用，由是而辗转相生，千千万万之事物出焉。老子曰：“抱一以为天下式。”又曰：“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一也，母也，都是指中和磁电，在人则为阿赖耶识。故曰：“恍兮惚兮，窈兮冥兮。”又曰：“渊兮似万物之宗。”老子专守阿赖耶识，故著出之书，可以贯通周秦诸子，可以贯通赵宋诸儒，可以贯通易经，贯通佛学，又为后世神仙方士所依托，据严又陵批，又可以贯通西洋学说（其说具见拙著《中国学术之趋势》）。《道德经》一书之无所不包者，正因阿赖耶识之无所不有也。佛氏则打破此说，而为大圆镜智，以“空无所有”为立足点。此由于佛氏立教，重在出世，故以“空无所有”为立足点。老子立教，重在将入世出世打成一片，故以阿赖耶识为立足点。由阿赖耶识而向内追寻，则可到大圆镜智，而空诸所有。由阿赖耶识而向外工作，则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二氏立足点，所由不同也。 我们假定“人之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则佛告波斯匿王及阿难诸语，与夫宋儒所谓“如鱼在水，外面水便是肚里水，鳜鱼肚里水，与鲤鱼肚里水，只是一样”，明儒所谓“盖天地皆心也”等等说法，都可不烦言而解。《中庸》曰：“喜怒哀乐皆不发，谓之中。”六祖曰：“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胆上座本来面目。”广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庄子曰：“心不忧乐，德之至也，一而不变，静之至也。”都是阿赖耶识现象，也即是磁电中和现象，中和磁电，发动出来，呈相推相引之作用，而纷纷纭纭之事物起矣。所以我们要研究人世事变，当首造一臆说曰：“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研究磁电，离不得力学，我们再造一臆说曰：“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有这两个臆说，纷纷纭纭之事物，就有轨道可循，而世界分歧之学说，可汇归为一，中、西、印三方学说，也可汇归为一。 佛氏谓：山河大地及人世一切事物，皆是幻相，牛顿造出三例，所以研究物理之幻相也；我们造出两个臆说，所以研究人事之幻相也。本章所说种种，乃是说明造此臆说之理由。第二章以下，即依据这两个臆说，说明人世事变，不复涉及本体。佛言本体，我们言现象，鸿沟为界。著者对于佛学及科学，根本是外行。所有种种说法，都是想当然耳，心中有了此种想法，即把他写出，自知纯出臆断，以佛学科学律之，当然诸多不合，我不过姑妄言之，读者亦姑妄听之可耳。

全一卷 第36章 厚黑原理（心理与力学）之二 孟荀言性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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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之性善说，荀子之性恶说，是我国学术史上，未曾解除之悬案，两说对峙了二千多年，抗不相下。孟子说：人性皆善，主张仁义化民；宋儒承袭其说，开出理学一派，创出不少迂廖的议论。荀子生在孟子之后，反对其说，谓人之性恶，主张以礼制裁之；他的学生韩非，以为礼之制裁力弱，不若法律之制裁力强，遂变而为刑名之学，其弊流于刻薄寡恩。于是儒法两家，互相诋斥，学说上、政治上生出许多冲突。究竟孟荀两说，孰得孰失？我们非把他彻底研究清楚不可。
孟子谓：“孩提之音，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这个说法，是有破绽的。我们任喊一个当母亲的，把他亲生孩子抱出来，当众试验，母亲抱着他吃饭，他就伸手来拖母亲之碗，如不提防，就会落地打烂。请问这种现象，是否爱亲？又母亲手中拿一糕饼，他见了，就伸手来拖，如不给他，放在自己口中，他立刻会伸手从母亲口中取出，放在他的口中。又请问这种现象，是否爱亲？小孩在母亲怀中，食乳食糕饼，哥哥走近前，他就用手推他打他。请问这种现象，是否敬兄？五洲万国的小孩，无一不如此。事实上，既有了这种现象，孟子的性善说，岂非显有破绽；所有基于性善说发出的议论，订出的法令制度，就不少流弊。 然则孟子所说“孩提爱亲，少长敬兄”，究竟从甚么地方生出来？我们要解释这个问题，只好用研究物理学的法子去研究。盖人之天性，以我为本位，我与母亲相对，小儿只知有我，故从母亲口中把糕饼取出，放在自己口中。母亲是乳哺我的人，哥哥是分乳吃，分糕饼吃的人，母亲与哥哥相对，小儿就很爱母亲，把哥哥打开推开。长大了点，出而在外，与邻人相遇，哥哥与邻人相对，小儿就很爱哥哥。走到异乡，邻人与异乡人相对，则爱邻人。走到外省，本省人与外省人相对，就爱本省人。走到外国，本国人与外国人相对，就爱本国人。我们细加研究，即知孟子所说爱亲敬兄，都是从为我之心流露出来的。 甲图 试绘之为丁图：如甲：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亲，第三圈是兄，第四圈是邻人，第五圈是本省人，第六圈是本国人，第七圈是外国人。细玩此圈，即可寻出一定的规律：“距我越近，爱情越笃，爱情与距离成反比例。”其规律与地心吸力相似，并且这种现象，很像磁场现象。由此知：人之性灵，与磁电相同，与地心吸力相同，故牛顿所创的公例，可适用于心理学。上面所绘甲图，是否正确，我们还须再加考验：假如暮春三月，我们约着二三友人出外游玩，见着山明水秀，心中非常愉快，走到山水粗恶的地方，心中就不免烦闷，这是甚么原故呢？因为山水是物，我也是物，物我本是一体，所以物类好，心中就愉快，物类不好，心中就不愉快。我们又走至一个地方，见地上许多碎石，碎石之上，落花飘零，我心对于落花，不胜悲感，对于碎石，则不甚注意，这是甚么原故呢？因为石是无生之物，花与我同是有生之物，所以常常有人作落花诗、落花赋，而不作碎石歌、碎石行。古今诗词中，吟咏落花，推为绝唱者，无一不是连同人生描写的。假如落花之上，卧一将毙之犬，哀鸣宛转，入耳惊心，立把悲感落花之心打断，这是甚么原故呢？因为花是植物，犬与我同是动物，故不知不觉，对于犬特表同情。又假如归途中见一狰狞恶犬，拦着一人狂噬，那人持杖乱击，当此人犬相争之际，我们只有帮人之忙，断不会帮犬之忙，这是甚么原故呢？因为犬是兽类，我与那人同是人类，故不知不觉，对于人更表同情。我同友人分手归家，刚一进门，便有人跑来报道，先前那个友人，走在街上，同一个人打架，正在难解难分。我闻之立即奔往营救，本来是与人打架，因为友谊的关系，故我只能营救友人，不能营救那人。我把友人带至我的书房，询他打架的原因，我倾耳细听，忽然屋子倒下来，我几步跳出门外，回头转来喊友人道：你还不跑呀？请问一见房子倒下，为甚么不先喊友人跑，必待自己跑出门了，才回头来喊呢？这就是人之天性，以我为本位的证明。 我们把上述事实绘图如（乙）。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友，第三圈是他人，第四圈是犬，第五圈是花，第六圈是石，其规律是“距我越远，爱情越减，爱情与距离成反比例。”与甲图是一样的。乙图所设的境界，与甲图全不相同，而得出的结果，完全一样，足证天然之理，实是如此。兹再总括言之：凡有二物，同时呈于吾前，我心不假安排，自然会以我为本位，视距我之远近，定爱情之厚薄，与地心吸力、电磁吸力无有区别。 力有离心同心二种，甲图层层向外发展，是离心力现象；乙图层层向内收缩，是向心力现象。孟子站在甲图里面，向外看去，见得凡人的天性，都是孩提爱亲，稍长爱兄，再进则爱邻人，爱本省人，爱本国人，层层放大；如果再放大，还可放至爱人类爱物类为止，因断定人之性善。故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曰：“举斯心，加诸彼。”总是叫人把这种固有的性善扩而充之。孟子喜言诗，诗是宣导人的意志的，凡人只要习于诗，自然把这种善性发挥出来，这即是孟子立说之本旨。所以甲图可看为孟子之性善图。 乙图 荀子站在乙图外面，向内看去，见得凡人的天性，都是看见花就忘了石，看见犬就忘了花，看见人就忘了犬，看见朋友，就忘了他人，层层缩小，及至房子倒下来，赤裸裸的只有一个我，连至好的朋友都忘去了，因断定人之性恶。故曰：“妻子具而存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又曰：“拘木待?括蒸矫然后直，钝金待砻厉然后利。”总是叫人把这种固有的恶性抑制下去。荀子喜言礼，礼是范围人的行为的，凡人只要习于礼，这种恶性自然不会发现出来。这就是荀子立说之本旨。故乙图可看为荀子之性恶图。 甲乙二图，本是一样，自孟子荀子眼中看来，就成了性善性恶，极端相反的两种说法，岂非很奇的事吗？并且有时候，同是一事，孟子看来是善，荀子看来是恶，那就更奇了。例如我听见我的朋友同一个人打架，我总愿我的朋友打胜，请问这种心理是善是恶？ 假如我们去问孟子，孟子一定说道：这明明是性善之表现，何以言之呢？友人与他人打架，与你毫无关系，而你之愿其打胜者，此乃爱友之心，不知不觉，从天性中自然流出，古圣贤明胞物与，无非基于一念之爱而已。所以你这种爱友之心，务须把他扩充起来。 假如我们去问荀子，荀子一定说道：这明明是性恶之表现，何以言之呢？你的朋友是人，他人也是人，你不救他人而救友人，此乃自私之心，不知不觉，从天性中自然流出。威廉第二，造成世界第一次大战，德意日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无非起于一念之私而已。所以你这种自私之心，务须把它抑制下去。 上面所举，同是一事，而有极端相反之两种说法，两种说法，都是颠扑不灭，这是甚么道理呢？我们要解释这个问题，只须绘图一看，就自然明白了。如图：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友，第三圈是他人，请问友字这个圈，是大是小？孟子在里面画一个我字之小圈，与之比较，就说他是大圈。荀子在外面画一个人字之大圈，与之比较，就说他是小圈。若问二人的理由，孟子说：友字这个圈，乃是把画我字小圈的两脚规张开来画成的，怎么不是大圈？顺着这种趋势，必会越张越大，所以应该扩充之，使他再画大点。荀子说道：友字这个圈，乃是把人字大圈的两脚规收拢来画成的，怎么不是小圈？顺着这种趋势，必定越收越小，所以应该制止之，不使之再画小。孟荀之争，如是如是。 营救友人一事，孟子提个我字，与友字相对，说是性善之表现；荀子提个人字，与友字相对，说是性恶之表现。我们绘图观之，友字这个圈，只能说他是个圈，不能说他是大圈，也不能说他是小圈。所以营救友人一事，只能说是人类天性中一种自然现象，不能说他是善，也不能说他是恶。孟言性善，荀言性恶，乃是一种诡辩，二人生当战国，染得有点策士诡辩气习，我辈不可不知。 荀子而后，主张性恶者很少。孟子的性善说，在我国很占势力，我们可把他的学说再加研究。他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个说法，也是性善说的重要根据。但我们要请问：这章书，上文明明是怵惕恻隐四字，何以下文只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平空把怵惕二字摘来丢了，是何道理？性善说之有破绽，就在这个地方。 怵惕是惊惧之意，譬如我们共坐谈心的时候，忽见前面有一人，提一把白亮亮的刀，追杀一人，我们一齐吃惊，各人心中都要跳几下，这即是怵惕。因为人人都有畏死之天性，看见刀，仿佛是杀我一般，所以心中会跳，所以会怵惕。我略一审视，晓得不是杀我，是杀别人，登时就把畏死之念放大，化我身为被追之人，对乎他起一种同情心，想救护他，这就是恻隐。由此知：恻隐是怵惕之放大形。孺子是我身之放大形，莫得怵惕，即不会有恻隐，可以说：恻隐二字，仍是发源于我字。 见孺子将入井的时候，共有三物：一曰我，二曰孺子，三曰井，绘之为图，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孺子，第三圈是井。我与孺子，同是人类，井是无生物。见孺子将入井，突有一“死”的现象呈于吾前，所以会怵惕，登时对于孺子表同情，生出恻隐心，想去救护他。故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我们须知：怵惕者自己畏死也，恻隐者怜悯他人之死也，故恻隐可谓之仁，怵惕不能谓之仁，所以孟子把怵惕二字摘下来丢了。但有一个问题，假令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请问此心作何状态？不消说：这刹那间，只有怵惕而无恻隐，只能顾及我之死，不能顾及孺子。非不爱孺子也，变生仓卒，顾不及也。必我身出了危险，神志略定，恻隐心才能发出。惜乎孟子当日，未把这一层提出来研究，留下破绽，遂生出宋儒理学一派，创出许多迂谬的议论。 孟子所说的爱亲敬兄，所说的怵惕恻隐，内部俱藏有一个我字，但他总是从第二圈说起，对于第一圈之我，则略而不言。杨子为我，算是把第一圈明白揭出了，但他却专在第一圈上用功，第二以下各圈，置之不管；墨子摩顶放踵，是抛弃了第一圈之我，他主张爱无差等，是不分大圈小圈，统画一极大之圈了事。杨子有了小圈，就不管大圈；墨子有了大圈，就不管小圈。他们两家，都不知道：天然现象是大圈小圈，层层包裹的。孟荀二人，把层层包裹的现象看见了，但孟子说是层层放大，荀子说是层层缩小，就不免流于一偏了。我们取杨子的我字，作为中心点，在外面加一个差等之爱，就与天然现象相合了。 我们综孟荀之说而断之曰：孟子所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一类话，也莫有错，但不能说是性善，只能说是人性中的天然现象；荀子所说“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一类话，也莫有错，但不能说是性恶，也只能说是人性中的天然现象。然则学者奈何？曰：我们知道：人的天性，能够孩提爱亲，稍长敬兄，就把这种心理扩充之，适用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说法。我们又知道：人的天性，能够孝衰于亲，信衰于友，就把这种心理纠正之，适用荀子“拘木待?括蒸矫然后直，钝金待砻厉然后利”的说法。 孟荀之争，只是性善性恶名词上之争，实际他二人所说的道理，都不错，都可见诸实用。我以为我们无须问人性是善是恶，只须创一条公例：“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把牛顿的吸力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应用到心理学上，心理物理，打成一片而研究之，岂不简便而明确吗？何苦将性善性恶这类的名词，哓哓然争论不休。

全一卷 第37章 厚黑原理（心理与力学）之三 宋儒言性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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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是我国学术最发达时代，其时游说之风最盛，往往立谈而取卿相之荣，其游说各国之君，颇似后世人主临轩策士，不过是口试，不是笔试罢了。一般策士，习于揣摹之术，先用一番工夫，把事理研究透彻了，出而游说，总是把真理蒙着半面，只说半面，成为偏激之论，愈偏激则愈新奇，愈足耸人听闻。苏秦说和六国，讲出一个理，风靡天下；张仪解散六国，反过来讲出一个道理，也是风靡天下。孟荀生当其时，染有此种气习，本来人性是无善无恶，也即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孟子从整个人性中截半面以立论，曰性善，其说新奇可喜，于是在学术界遂独树一帜；荀子出来，把孟子遗下的那半面，揭而出之曰性恶，又成一种新奇之说，在学术界，又树一帜。从此性善说和性恶说，遂成为对峙之二说。宋儒笃信孟子之说，根本上就误了。然而孟子尚不甚误，宋儒则大误，宋儒言性，完全与孟子违反。
请问：宋儒的学说乃是以孟子所说（1）“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2）“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两个根据为出发点，何至会与孟子之说完全违反？兹说明如下： 小孩与母亲发生关系，共有三个场所：（1）一个小孩，一个母亲，一个外人，同在一处，小孩对乎母亲，特别亲爱，这个时候，可以说小孩爱母亲；（2）一个小孩，一个母亲，同在一处，小孩对乎母亲依恋不舍，这个时候，可以说小孩爱母亲；（3）一个小孩，一个母亲，同在一处，发生了利害冲突，例如有一块糕饼，母亲吃了，小孩就莫得吃，母亲把他放在口中。小孩就伸手取来，放在自己口中。这个时候，断不能说小孩爱母亲。孟子言性善，舍去第三种不说，单说前两种，讲得头头是道。荀子言性恶，舍去前两种不说，单说第三种，也讲得头头是道。所以他二人的学说，本身上是不发生冲突的。宋儒把前两种和第三种同剂讲之，又不能把他贯通为一，于是他们的学说，本身上就发生冲突了。 宋儒笃信孟子孩提爱亲之说，忽然发见了小孩会抢母亲口中糕饼，而世间小孩，无一不是如此，也不能不说是人之天性，求其故而不得，遂创一名词曰：“气质之性。”假如有人问道：小孩何以会爱亲？曰此“义理之性”也。问：即爱亲矣，何以会抢母亲口中糕饼？曰此“气质之性”也。好好一个人性，无端把他剖而为二，因此全部宋学，就荆棘丛生，迂谬百出了。……朱子出来，注孟子书上天生?民一节，简直明明白白说道：“程子之说，与孟子殊，以事理考之，程子为密。”他们自家即这样说，难道不是显然违反孟子吗？ 孟子知道：凡人有畏死的天性，见孺子将入井，就会发生怵惕心，跟着就会把怵惕心扩大，而为恻隐心，因教人把此心再扩大，推至于四海，此孟子立说之本旨也。怵惕是自己畏死，不能谓之仁，恻隐是怜悯他人之死，方能谓之仁，故下文摘去怵惕二字，只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在孟子本莫有错，不过文字简略，少说了一句“恻隐是从怵惕扩大出来的”。不料宋儒读书不求甚解，见了“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一句，以为人之天性一发出来，即是恻隐，忘却上面还有怵惕二字，把凡人有畏死的天性一笔抹杀。我们试读宋儒全部作品，所谓语录也，文集也，集注也，只是发挥恻隐二字，对于怵惕二字置之不理，这是他们最大的误点。 然而宋儒毕竟是好学深思的人，心想：小孩会夺母亲口中糕饼，究竟是甚么道理呢？一旦读礼记上的乐记，见有“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等语，恍然大悟道：糕饼者物也，从母亲口中夺出者，感于物而动也。于是创出：“去物欲”之说，叫人切不可为外物所诱。 宋儒又继续研究下去，研究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发出来的第一念，只是赤裸裸一个自己畏死之心，并无所谓恻隐，遂诧异道，明明看见孺子将入井，为甚恻隐之心不出来，反发出一个自己畏死之念？要说此念是物欲，此时并莫有外物来诱，完全从内心发出，这是甚么道理？断而又悟道：畏死之念，是从为我二字出来的，抢母亲口中糕饼，也是从为我二字出来的，我者人也，遂用人欲二字代替物欲二字。告其门弟子曰：人之天性，一发出来，即是恻隐，尧舜和孔孟诸人，满腔子是恻隐，无时无地不然，我辈有时候与孺子同时将入井，发出来的第一念，是畏死之心，不是恻隐之心，此气质之性为之也，人欲蔽之也，你们须用一番“去人欲存天理”的工夫，才可以为孔孟，为尧舜。天理者何？恻隐之心是也，即所谓仁也。这种说法，即是程朱全部学说之主旨。 于是程子门下，第一个高足弟子谢上蔡，就照着程门教条做去，每日危阶上跑来跑去，练习不动心，以为我不畏死，人欲去尽，天理自然流行，就成为满腔子是恻隐了。像他们这样的“去人欲，存天理”，明明是“去怵惕，存恻隐”。试思：恻隐是怵惕的放大形，孺子是我身的放大形，怵惕既无，恻隐何有？我身既无，孺子何有？我既不畏死，就叫我自己入井，也是无妨，见孺子入井，哪里会有恻隐？ 程子的门人，专做“去人欲”的工作，即是专做“去怵惕”的工作。门人中有吕原明者，乘轿渡河坠水，从者溺死，他安坐轿中，漠然不动，他是去了怵惕的人，所以见从者溺死，不生恻隐心。程子这派学说传至南渡，朱子的好友张南轩、其父张魏公，苻离之战，丧师十数万，终夜鼾声如雷，南轩还夸其父心学很精。张魏公也是去了怵惕的人，所以死人如麻，不生恻隐心。 孟子曰：“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撄冠而救之可也。”吕原明的从者、张魏公的兵士，岂非同室之人？他们这种举动，岂不是显违孟子家法？大凡去了怵惕的人，必流于残忍。杀人不眨眼的恶贼，往往身临刑场，谈笑自苦，是其明证。程子是去了怵惕的人，所以发出“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议论。故戴东原曰：宋儒以理杀人。 有人问道：怵惕心不除去，遇着大患临头，我只有个畏死之心，怎能干救国救民的大事呢？我说：这却不然，在孟子是有办法的，他的方法，只是集义二字，平日专用集义的工夫，见之真，守之笃，一旦身临大事，义之所在，自然会奋不顾身的做去。所以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平日集义，把这种至大至刚的浩气养得完完全全的，并不像宋儒去人欲，平日身蹈危阶，把那种畏死之念去得干干净净的。孟子不动心，宋儒亦不动心。孟子之不动心，从积极的集义得来；宋儒之不动心，从消极的去欲得来，所走途径，完全相反。 孟子的学说：以我字为出发点，所讲的爱亲敬兄和怵惕恻隐，内部都藏有一个我字。其言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吾者我也，其者我也，处处不脱我字，孟子因为重视我字，才有“民为贵君为轻”的说法，才有“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说法。程子倡“去人欲”的学说，专作剥削我字的工作，所以有“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说法。孟子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是孟子业已判决了的定案。韩昌黎?里操曰：“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程子极力称赏此语。公然推翻孟子定案，岂非孟门叛徒？他们还要自称承继孟子道统，真百思不解。 孔门学说，“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利己利人，合为一事。杨子为我，专讲利己，墨子兼爱，专讲利人。这都是把一个整道理，蒙着半面，只说半面。学术界公例：“学说愈偏则愈新奇，愈受人欢迎。”孟子曰：“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孔子死后，未及百年，他讲学的地方，全被杨墨夺去，孟子攘臂而起，力辟杨墨，发挥孔子推己及人的学说。在我们看来，杨子为我，只知自利，墨子兼爱，专门利人，墨子价值，似乎在杨子之上。乃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反把杨子放在墨子之上，认为去儒家为近，于此可见孟子之重视我字。 杨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极端尊重我字，然杨子同时尊重他人之我。其言曰：“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不许他人拔我一毛，同时我也不拔他人一毛，其说最精，故孟子认为高出墨子之上。然由杨子之说，只能做到利己而无损于人，与孔门仁字不合。仁从二人，是人与我中间的工作。杨子学说，失去人我之关联，故为孟子所斥。 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其道则为损己利人，与孔门义字不合。义字从羊从我，故义字之中有个我字在；羊者祥也，美善二字皆从羊。由我择其最美最善者行之，是之谓义。事在外，择之者我也，故曰义内也。墨子兼爱，知有人不知有我，故孟子深斥之。然墨子之损我，是牺牲我一人，以救济普天下之人，知有众人之我，不知自己之我，此菩萨心肠也。其说只能行之于少数圣贤，不能行之于人人，与孔门中庸之道，人己两利之旨有异，自孟子观之，其说反在杨子之下。何也？因其失去甲乙二图之中心点也。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一本者何？中心点是也。 墨子之损我，是我自愿损之，非他人所得干预也；墨子善守，公输九攻之，墨子九御之，我不欲自损，他人固无如我何也。墨子摩顶放踵，与“腓无肱，胫无毛”之大禹何异？与“栖栖不已，席不暇暖”之孔子向异？孟子之极口诋之者，无非学术上门户之见而已。然墨子摩顶放踵，所损者外形也，宋儒去人欲，则损及内心矣，其说岂不更出墨子下？孔门之学，推己及人，宋儒亦推己及人，无如其所推而及之者，则为我甘饿死以殉夫，遂欲天下之妇人，皆饿死以殉夫，我甘诛死以殉君，遂欲天下之臣子，皆诛死以殉君，仁不如墨子，义不如杨子。孟子已斥杨墨为禽兽矣，使见宋儒，未知作何评语？ 综而言之：孟子言性善，宋儒亦言性善，实则宋儒之学说，完全与孟子违反，其区分之点曰：“孟子之学说，不损伤我字，宋儒之学说，损伤我字。” 再者宋儒还有去私欲的说法，究竟私是个什么东西？去私是怎么一回事？也非把他研究清楚不可。私字的意义，许氏说文，是引韩非的话来解释的。韩非原文：“仓颉作书，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环即是***，私字古文作厶，篆文作厶，画一个圈。公字从八从厶，八是把一个东西破为两块的意思，故八者背也。“背私谓之公”，即是说：把***打破了，才谓之公。假使我们只知有我，不顾妻子，环吾身画一个圈，妻子必说我徇私，我于是把我字这个圈撤去，环妻子画一圈；但弟兄在圈之外，又要说我徇私，于是把妻子这个圈撤去，环弟兄画一个圈；但邻人在圈之外，又要说我徇私，于是把弟兄这个圈撤去，环邻人画一个圈；但国人在圈之外，又要说我徇私，于是把邻人这个圈撤去，环国人画一个圈；但他国人在圈之外，又要说我徇私，这只好把本国人这个***撤了，环人类画一个大圈，才可谓之公。但还不能谓之公，假使世界上动植矿都会说话，禽兽一定说：你们人类为甚么要宰杀我们？未免太自私了。草木问禽兽道：你为甚么要吃我们？你也未免自私。泥土沙石问草木道：你为甚么要在我们身上吸收养料？你草木未免自私。并且泥土沙石可以问地心道：你为甚么把我们向你中心牵引？你未免自私。太阳又可问地球道：我牵引你，你为甚么不拢来，时时想向外逃走，并且还暗暗的牵引我？你地球也未免自私。再反过来说，假令太阳怕地球说它徇私，他不牵引地球，地球早不知飞往何处去了。地心怕泥土沙石说他徇私，也不牵引了，这泥土沙石，立即灰飞而散，地球就立即消灭了。 丙图 我们这样的推想，即知道：遍世界寻不出一个公字，通常所谓公，是画了范围的，范围内人谓之公，范围外人仍谓之私。又可知道：人心之私，通于万有引力，私字之除不去，等于万有引力之除不去，如果除去了，就会无人类，无世界。宋儒去私之说，如何行得通？ 请问私字既是除不去，而私字留着，又未免害人，应当如何处治？应之曰：这是有办法的。人心之私，既是通于万有引力，我们用处治万有引力的法子，处治人心之私就是了。本章（丙）图，与第二章（甲）（乙）两图，大圈小圈，层层包裹，完全是地心吸力现象，厘然秩然。我们应当取法之，把人世一切事安排得厘然秩然，像天空中众星球相维相系一般，而人世就相安无事了。 人类相争相夺，出于人心之私；人类相亲相爱，也出于人心之私。阻碍世界进化，固然由于人有私心；却是世界能够进化，也全靠人有私心。由渔佃而游牧，而耕稼，而工商，造成种种文明，也全靠人有私心，在暗中鼓荡。我们对于私字，应当把他当如磁电一般，熟考其性质，因而利用之，不能徒用铲除的法子。假使物理学家，因为电气能杀人，朝朝日日，只研究除去电气的法子，我们哪得有电话电灯来使用？私字之不可去，等于地心吸力之不可去，我们只好承认其私，使人人各遂其私，你不妨害我之私，我不妨害你之私，这可说是私到极点，也即是公到极点。有人问：人性是善是恶？应之曰：请问地心吸力是善是恶？请问电气是善是恶？你把这个问题答复了再说。 孟子全部学说，乃是确定我字为中心点，扩而充之，层层放大，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他不主张除去利己之私，只主张我与人同遂其私：我有好货之私，则使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我有好色之私，则使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宋儒之学，恰与相反，不惟欲除去一己之私，且欲除去众人之私，无如人心之私，通于万有引力，欲去之而卒不可去，而天下从此纷纷矣。读孟子之书，霭然如春风之生物；读宋儒之书，凛然如秋霜之杀物。故曰：宋儒学说，完全与孟子违反。

全一卷 第38章 厚黑原理（心理与力学）之四 告子言性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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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本是无善无恶，也即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告子的说法，任从何方面考察，都是合的。他说：“性犹湍水也。”湍水之变化，即是力之变化。我们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告子在二千多年以前，早用“性犹湍水也”五字把他包括尽了。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意即曰：导之以善则善，诱之以恶则恶。此等说法，即是《大学》上“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的说法。孟子之驳论，乃是一种诡辩，宋儒不悟其非，力诋告子。请问《大学》数语，与告子之说有何区别？孟子书上，有“民之秉夷，好是懿德”之语，宋儒极口称道，作为他们学说的根据，但是《大学》于尧舜桀纣数语下，却续之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请问，民之天性，如果只好懿德。则桀纣率之以暴，是为反其所好，宜乎民之不从了，今既从之，岂不成了“民之秉夷，好是恶德”？宋儒力诋告子，而于《大学》之不予驳正，岂足服人？ 孟子全部学说都很精粹，独性善二字，理论未圆满。宋儒之伟大处，在把中国学术与印度学术沟通为一，以释氏之法治心，以孔氏之法治世，入世出世，打成一片，为学术上开一新纪元，是千古不磨之功绩（其详具见拙著《中国学术之趋势》一书）。宋儒能建此种功绩，当然窥见了真理，告子所说，是颠扑不破之真理，何以反极口诋之呢？其病根在误信孟子。宋儒何以会误信孟子？则由韩昌黎启之。 昌黎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这本是无稽之谈。此由唐时佛教大行，有衣钵真传之说，我们阅《五灯会元》一书，即知昌黎所处之世，正是此说盛行时代，他是反抗佛教之人，因创此“想当然耳”的说法，意若曰：“我们儒家，也有一种衣钵真传。”不料宋儒信以为真，创出道统五说，自己欲上承孟子；告子、荀子之说，与孟子异，故痛诋之。曾子是得了孔子衣钵之人，传之子思，转授孟子，故《大学》之言，虽与告子相同，亦不驳正。 昌黎为文，喜欢戛戛独造。伊川曰：“轲之死不得其传，似此言语，非是蹈袭前人，又非凿空撰得，必有所见。”即曰：“非是蹈袭前人。”是为无稽之谈。既曰“必有所见”，是为“想当然耳”。昌黎之语，连伊川都寻不出来源，宋儒道统之说，根本上发生动摇，所以创出的学说，不少破绽。 程明道立意要寻“孔子传之孟轲”那个东西，初读儒书，茫无所得，求之佛老几十年，仍无所得，返而求之六经，忽然得之。请问明道 所得，究竟是甚么东西？我们须知：“人心之构成，与地球之构成相似：地心有引力，能把泥土沙石，有形有体之物，吸收来成为一个地球；人心也有引力，能把耳闻目睹，无形无体之物，吸收来成为一个心。”明道出入儒释道三教之中，不知不觉，把这三种原素吸收胸中，融会贯通，另成一种新理。是为三教的结晶体，是最可宝贵的东西。明道不知为创获的至宝，反举而归诸孔子，在六经上寻出些词句，加以新解，借以发表自己所获之新理，此为宋学全部之真相。宋儒最大功绩在此，其荆棘丛生也在此。 孟子言性善，还举出许多证据，如孩提爱亲，孺子入井，不忍衅钟等等。宋儒则不另寻证据，徒在四书五经上寻出些词句来研究，满纸天理人欲，人心道心，义理之性，气质之性等名词，闹得人目迷五色，不知所云。我辈读宋元学案，明儒学案诸书，应当用披沙拣金的办法，把他这类名词扫荡了，单看他内容的实质，然后他们的伟大处才看得出来，谬误处也才看得出来。 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合而为一，就合乎宇宙真理了。二说相合，即是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之说。人问：孟子的学说怎能与荀子相合？我说：孟子曰“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荀子曰：“妻子具而孝衰于亲。”二人之说，岂不是一样？孟子曰：“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据孟子所说：满了五十岁的人，还爱慕父母，他眼睛只看见大舜一人。请问：人性的真相，究竟是怎样？难道孟荀之说，不能相合？由此知：孟荀言性之争点，只在善与恶的两个形容词上，至于人性之观察，二人并无不同。 据宋儒的解释，孩提爱亲，是性之正，少壮好色，是形气之私，此等说法，未免流于穿凿。孩提爱亲，非爱亲也，爱其乳哺我也。孩子生下地，即交乳母抚养，则只爱乳母，不爱生母，是其明证。爱乳母与慕少艾，慕妻子，心理原是一贯，无非是为我而已。为我是人类天然现象，不能说他是善，也不能说他是恶，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之说，最为合理。告子曰：“食、色，性也。”孩提爱亲者，食也；慕少艾、慕妻子者，色也。食、色为人类生存所必需，求生存者，人类之天性也。故告子又曰：“生之谓性。” 告子观察人性，既是这样，则对于人性之处置，又当怎样呢？告子设喻以明之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又曰：“性犹杞柳也，义犹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告子这种说法，是很对的，人性无善无恶，也即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譬如深潭之水，平时水波不兴，看不出何种作用，从东方决一口，可以灌田亩，利行舟，从西方决一口，可以淹禾稼，漂房舍，我们从东方决口好了。又譬如一块木头，可制为棍棒以打人，也可制为碗盏以装食物，我们制为碗盏好了。这种说法，真可合孟荀而一之。 孟子书中，载告子言性者五：曰性犹杞柳也，曰性犹湍水也，曰性之谓性，曰食色性也，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此五者原是一贯的。朱子注食色章曰：“告子之辩屡屈，而屡变其说以求胜。”原书俱在，告子之说，始终未变，而孟子亦卒未能屈之也。朱子注杞柳章，谓告子言仁义，必待矫揉而后成，其说非是。而注公都子章，则曰：“气质所禀，虽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虽本善，而不可以无省察矫揉之功。”忽又提出矫揉二字，岂非自变其说乎！ 朱子注“生子谓性”章说道：杞柳湍水之喻，食色无善无不善之说，纵横缪戾，纷纭舛错，而此章之误，乃其本根。殊不知告子言性者五，俱是一贯说下，并无所谓“纵横缪戾，纷纭舛错”。“生之谓性”之生字，作生存二字讲。生存为人类重心，是世界学者所公认的。告子言性，以生存二字为出发点，由是而有“食色性也”之说，有“性无善无不善”之说，又以杞柳湍水为喻，其说最为精确，而宋儒反认为根本错误，此朱子之失也。然朱子能认出“生之谓性”一句为告子学说根本所在，亦不可谓非特识。 告子不知何许人，有人说是孔门之徒，我看不错。孔子赞周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朱子以生字言性，可说是孔门嫡传。孟子学说，虽与告子微异，而处处仍不脱生字，如云：“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又云：“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于王何有？”仍以食色二字立论，窃意孟子与告子论性之异同，等于子夏子张论交之异同，其大旨要不出孔氏家法。孟子曰：“告子先我不动心。”心地隐微之际亦知之，二人交谊之深可想。其论性之争辩，也不过朋友切磋，互相质证。宋儒有道统二字，横亘在心，力诋告子为异端，而自家之学说，则截去生字立论，叫妇人饿死，以殉其所谓节，叫臣子无罪受死，以殉其所谓忠，孟子有知，当心引告子为同调，而摈程朱于门墙之外也。 宋儒崇奉儒家言，力辟释道二家之言，在《尚书》上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语，诧为虞廷十六字心传，遂自谓生于一千四百年以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嗣经清朝阎百诗考出，这四句是伪书，作伪者采自荀子，荀子又是引用道经之语。阎氏之说，在经学界中，算是已定了的铁案，这十六字是宋儒学说的出发点，根本上就杂有道家和荀学的原素，反欲借孔子以排老子，借孟子以排荀子，遂无往而不支离穿凿。朱子曰：“气质所禀，虽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虽本善，而不可以无省察矫揉之功。”请问：所禀既有不善，尚得谓之本善乎？既本善矣，安用矫揉乎？此等说法，真可谓“纵横缪戾，纷纭舛错”。以视告子扼定生存二字立论，明白简易，何啻天渊！ 宋儒谓人心为人欲，盖指饮食男女而言，谓道心为天理，盖指爱亲敬兄而言。朱子中庸章句序曰：“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无异于说：当小孩的时候，就是孔子也会抢母亲口中糕饼；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就是孔子也是只有怵惕而无恻隐。假如不是这样，小孩生下地即不会吸母亲身上之乳，长大来，看见井就会跳下去，世界上还有人类吗？道理本是对的，无奈已侵入荀子范围去了。并且“人生而静”数语，据后儒考证，是文子引老子之语，河间献王把他采入《乐记》的。《文子》一书，有人说是伪书，但也是老氏学派中人所著，可见宋儒天理人欲之说，不但侵入告子荀子范围，简直是发挥老子的学说。然则宋儒错了吗？曰不惟莫有错，反是宋儒是大功绩。假使他们立意要将孔孟的学说与老荀告诸人融合为一，反看不出宇宙真理，惟其极力反对老荀告诸人，而实质上乃与诸人融合为一，才足证明老荀告诸人之学说不错，才足证明宇宙真理实是如此。 朱子中庸章句序又曰：“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主者对仆而言，道心为主，人心为仆；道心者为圣为贤之心，人心者好货好色之心；听命者，仆人职供奔走，惟主人之命是听也。细绎朱子之语，等于说：我想为圣为贤，人心即把货与色藏起，我想吃饭，抑或想及“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人心就把货与色献出来，必如此，方可曰：“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然而未免迂曲难通矣。总之，宇宙真理，人性真相，宋儒是看清楚了的，只因要想承继孟子道统，不得不拥护性善说。一方面要顾真理，一方面要顾孟子，以致触处荆棘，愈解释，愈迂曲难通。我辈厚爱宋儒，把他表面上这些渣滓扫去了，里面的精义，自然出现。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下文孟子只驳他义外二字，于食色二字，无一语及之，可见“食色性也”之说，孟子是承认了的。他对齐宣王说道：“王如好货，与民同之，于王何有？”“王如好色，与民同之，于王何有？”并不叫他把好货好色之私除去，只叫他推己及人，使人人遂其好货好色之私。后儒则不然，王阳明传习录曰：“无事时，将好货好色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能扫除廊清。”这种说法，仿佛是：见了火会烧房子，就叫人以后看见一星之火，立即扑灭，断绝火种，方始为快，律以孟子学说，未免大相径庭了。 传习录又载：“一友问：欲于静坐时，将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寻出来，扫除廊清，恐是剜肉做疮否？先生正色曰：这是我医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过了十余年，亦还用得着，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坏我的方法。是友愧谢。少间曰：此量非你事，必吾门稍知意思者，为此说以误汝。在坐者悚然。”我们试思：王阳明是极有涵养的人，平日讲学，任如何问难，总为勤勤恳恳的讲说，何以门人这一问，他就动气，始终未把道理说出？又何以承认说这话的人，是稍知意思者呢？这就很值得研究了。 怵惕与恻隐，同是一物，天理与人欲，也同是一物，犹之烧房子者是火，煮饭者也是火，宋明诸儒，不明此理，把天理人欲看为截然不同之二物。阳明能把知行二者合而为一，能把明德亲民二者合而为一，能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五者看作一事，独不能把天理人欲二者看作一物，这是他学说的缺点，门人这一问，正击中他的要害，所以就动起气来了。 究竟剜肉做疮四字，怎样讲呢？肉喻天理，疮喻人欲，剜肉做疮者，误天理为人欲，去人欲即伤及天理也。门人的意思，即是说：“我们如果见了一星之火，即把他扑灭，自然不会有烧房子的事，请问拿甚么东西来煮饭呢？换言之，把好货之心连根去尽，人就不会吃饭，岂不饿死吗？把好色之心连根去尽，就不会有男女居室之事，人类岂不灭绝吗？”这个问法，何等利害！所以阳明无话可答，只好忿然作色。此由阳明沿袭宋儒之说，力辟告子，把“生之谓性”和“食色性也”二语，欠了体会之故。 阳明研究孟荀两家学说，也未彻底。传习录载阳明之言曰：“孟子从源头上说来，荀子从流弊上说来。”我们试拿孟子所说“怵惕恻隐”四字来研究，由怵惕而生出恻隐，怵惕是“为我”之念，恻隐是“为人”之念，“为我”扩大，则为“为人”。怵惕是源，恻隐是流。荀子学说，从为我二字发出，孟子学说从为人二字发出。荀子所说，是否流弊，姑不深论，怵惕之上，是否尚有源头，我们也不必深考，惟孟子所说恻隐二字，确非源头。阳明说出这类话，也是由于读孟子书，忘却恻隐上面还有怵惕二字的原故。 传习录是阳明早年讲学的语录，到了晚年，他的说法，又不同了。《龙溪语录》载，钱绪山谓“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语，是师门定本。王龙溪谓：“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亦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时阳明出征广西，晚坐天泉桥上，二人因质之。阳明曰：汝中（龙溪字）所见，我久欲发，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弊，故含蓄到今，此是傅心秘藏，颜子问道所不敢言。今既说破，亦是天机该发泄时，岂容复秘！阳明至洪都，门人三百余人来请益，阳明曰：“吾有向上一机，久未敢发，以待诸君之自悟，近被王汝中拈出，亦是天机该发泄时。”明年广西平，阳明归，卒于途中。龙溪所说，即是将天理人欲打成一片，阳明直到晚年，才揭示出来。因此知：门人提出剜肉做疮之问，阳明正色斥之，并非说他错了，乃是恐他躐等。 钱德洪极似五祖门下之神秀，王龙溪极似慧能。德洪所说，即神秀“时时勤拂拭”之说也，所谓渐也。龙溪所说，即慧能“本来无一物”之说也，所谓顿也。阳明曰：“汝中须用德洪工夫，德洪须透汝中本旨，二子之见，止可相取，不可相病。”此顿悟渐修之说也。龙溪语灵，所讲的道理，几于六祖坛经无异。此由心性之说，惟佛氏讲得最精，故王门弟子，多归佛氏，程门高弟，如谢上蔡、杨龟山诸人，后来也归入佛氏。佛家言性，亦谓之无善无恶，与告子之说同。宇宙真理，只要研究得彻底，彼此虽不相师，而结果是相同的。阳明虽信奉孟子性善说，卒之倡出“无善无恶心之体”之语，仍走入告子途径。儒家为维持门户起见，每日“无善无恶，是为至善”。这又流于诡辩了，然则我们何尝不可说：“无善无恶，是为至恶”呢？ 有人难我道：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阳明说：“无善无恶心之体。”一个言性，一个言心之体，何为混为一谈？我说道：性即是心之体，有阳明之言可证。阳明曰：“心统性情，性心体也，情心用也，夫体用一源也。知体之所以为用，则知用之所以为体矣。”性即是心之体，这是阳明自己加的解释，所以我说：阳明的说法，即是告子的说法。 吾国言性者多矣，以告子无善无不善之说最为合理。以医病喻之，“生之谓性”和“食色性也”二语，是病源，杞柳湍水二喻，是治疗之方。孟荀杨墨申韩诸人，俱是实行疗病的医生，有喜用热药的，有喜用凉药的，有喜用温补的，药方虽不同，用之得宜，皆可起死回生。我们平日把病源研究清楚，各种治疗技术俱学会，看病情如何变，施以何种治疗即是了。 治国者，首先用仁义化之，这即是使用孟子的方法，把一般人可以为善那种天性诱导出来。善心生则恶心消，犹之治水者，疏导下游，自然不会有横溢之患。然人之天性，又可以为恶，万一感化之而无效，敢于破坏一切，则用申韩之法严绳之，这就等于治水者之筑堤防。治水者疏导与堤防二者并用，故治国者仁义与法律二者并用。孟子言性善，是劝人为善；荀子言性恶，是劝人去恶。为善去恶，原是一贯的事，我们会通观之可也。 持性善说者，主张仁义化民；持性恶说者，主张法律绳民。孟子本是主张仁义化民的，但他又说道：“徒痒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则又是仁义与法律二者并用，可见他是研究得很彻底的，不过在讲学方面，想独树一帜，特标性善二字以示异罢了。我们读孟子书，如果除去性善二字，再除去诋杨墨为禽兽等语和告子论性数章，其全部学说，都粹然无疵。 世界学术，分三大支，一中国，二印度，三西洋。最初印度学术，传入中国，与固有学术发生冲突，相推相荡，经过了一千多年，程明道出来，把他打通为一，以释氏之法治心，以孔子之法治世，另成一种新学说，即所谓宋学。这是学术上一种大发明。不料这种学说，刚一成立，而流弊跟着发生，因为明道死后，他的学说，分为两派，一派为程（伊川）朱，一派为陆王。明道早死，伊川享高寿，宋学中许多不近人情的议论，大概属乎伊川这一派。 中国是尊崇孔子的国家，朱子发见了一个道理，不敢说是自己发见的，只好就《大学》“格物致知”四字解释一番，说我这种说法，是为孔门真传。王阳明发见了一个道理，也不敢说是自己发见的，乃将《大学》“格物致知”四字加一番新解释，说道：朱子解释错了，我的说法，才是孔门真传，所以我们研究宋明诸儒的学说，最好的办法，是把我们所用名词及一切术语扫荡了，单看他的内容。如果拿浅俗的话来说，宋明诸儒的意思，都是说：凡人要想为圣为贤，必须先将心地弄好，必须每一动念，即自己考察，善念即存着，恶念即克去，久而久之，心中所存者，就纯是善念了。关于这一层，宋明诸儒的说法，都是同的。惟是念头之起，是善是恶，自己怎能判别呢？在程朱这一派人说道：你平居无事的时候，每遇一事，就细细研究，把道理融会贯通了，以后任一事来，你都可以分别是非善恶了。陆王这一派说道：不需那么麻烦，你平居无事的时候，把自家的心打扫得干干净净，如明镜一般，无纤毫渣滓，以后任一事来，自然可以分别是非善恶。这就是两派相争之点。在我们想来，一面把自家心地打扫得干干净净，一面把外面的事研究得清清楚楚，岂不是合程朱陆王而一之？然而两派务必各执一词，各不相下。此正如孟荀性善性恶之争，于整个道理中，各截半面以立论，即成对峙之两派，是之谓门户之见。 孙中山先生曾说：马克思信徒，进一步研究，发明了“生存为历史重心”的说法，而告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已有“生之谓性”一语，这是值得研究的。达尔文生存竞争之说，合得到告子所说“生之谓性”。达尔文学说，本莫有错，错在因生存竞争而倡言弱肉强食，成了无界域之竞争，已经达到生存点了，还竞争不已，驯至欧洲列强，掠夺弱小民族生存的资料，以供其无厌之欲壑。尼采则由达尔文之说更推进一步，倡超人主义，谓爱他为奴隶道德，谓剿灭弱者为强者天职，因而产出德皇维廉第二，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产出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日本军阀，又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原祸始，实由达尔文对于人生欠了研究之故。假使达尔文多说一句曰：“竞争以达到生存点为止。”何至有此种流弊？ 中国之哲学家不然，告子“食色性也”的说法，孟荀都是承认了的，荀子主张限制，不用说了，孟子对于食字，只说到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为止，对于色字，只说到无怨女无旷夫为止，达到生存点，即截然止步，虽即提倡礼义，因之有“衣食足而礼义兴”的说法，这是中国一贯的主张，绝莫有西洋学说的流弊。 欲世界文明，不能于西洋现行学说中求之，当于我国固有学说中求之。我国改革经济政治，与夫一切制度，断不能师法欧美各国。即以宪法一端而论，美国宪法，算是制得顶好的了，根本上就有问题。美国制宪之初，有说人性是善的，主张地方分权，有说人性不能完全是善，主张中央集权，两派之争执，经过许久，最终后一派战胜，定为中央集权（详见孙中山先生民权主义），此乃政争上之战胜，非学理上之战胜，岂足为我国师法？据我们的研究，人性乃是无善无恶的，应当把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融合为一，制出来的宪法，自地主看之，则为地方分权，自中央看之，则为中央集权，等于浑然的整个人性，自孟子看之，则为性善，自荀子看之，则为性恶。 古今中外，讨论人性者，聚讼纷如，莫衷一是，惟有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之说，证以印度佛氏之说，是合的。他说：“生之谓性。”律以达尔文生存竞争之说是合的，律以马克思信徒“生存为历史重心”之说，也是合的。至于他说：“食色性也。”现在的人，正疯狂一般向这二字奔去，更证明他的观察莫有错。我们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而告子曰：“性犹湍水也。”水之变化，即是力之变化，我们这条臆说，也逃不出他的范围。性善性恶之争执，是我国二千多年未曾解决之悬案，我们可下一断语曰：告子之说是合理的。

全一卷 第39章 厚黑原理（心理与力学）之五 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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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之内，由离心向心两力互相作用，才生出万有不齐之事事物物，表面上看去，似乎参差错乱，其实有一定不移之轨道。人与物，造物是用一种大力，同样鼓铸之，故人事与物理相通。离心力与向心力，二者互相为变，所以世上有许多事，我们强之使合，他反转相离，有时纵之使离，他双自行结合了。疯狂的人，想逃走的心，与禁锢的力成正比例，越禁锢得严，越是想逃走，有时不禁锢他，他反不想逃走了。父兄约束子弟，要明白这个道理，官吏约束百姓，也要明白这个道理。
秦政苛虐，群盗蜂起，文景宽大，民风反转浑朴起来，其间确有规律可寻，并非无因而至。我们手搓泥丸，是增加向心力，越搓越紧，若是紧到极点，即是向心力到了极点，再用大力搓之，泥丸立即破裂，呈一种离现象。水遇冷则收缩，是向心现象，越冷越收缩，到了摄氏四度，再加冷也呈离心现象，越冷越膨胀，可知离心向心，本是一力之变。比方我们持一针向纸刺去，愈前进距纸愈近，这是向心现象，刺破了纸，仍前进不止，即愈前进距纸愈远，变为离心现象，此针进行之方向，并未改变，却会生出两种现象。因为凡物都有极限，水以摄氏四度为极限，纸以纸面为极限，过了极限，就会生反对的现象，父兄约束子弟，官吏约束百姓，须察知极限点之所在。 由上面之理推去，地球之成毁，也就可知了，地球越冷越收缩，到了极限点，呈反对现象，自行破裂，散为飞灰，迷漫太空，现在的地球，于是告终。又由引力的作用，历若干年，又生出新地球。我们身体上之物质，将业是要由现在这个地球介绍到新地球去的。人身体的物质，世世生生，随力学规律旋转，所以往古来今的人的心理，都是随力学规律旋转。 万物有引力，万物有离力，引力胜过离力，则其物存，离力胜过引力，则其物毁。目前存在之物，都是引力胜过离力的，故有万有引力之说，其离力胜过引力之物，早已消灭，无人看见，所以万有离力一层，无人注意。 地球是现存之物，故把地面外的东西向内部牵引，心是现存之物，故把六尘缘影向内部牵引，小儿是求生存之物，故看见外面的东西，即取来放入自己口中。人类是求生存之物，故见有利己之事，即牵引到自己身上去。天然的现象，无一不向内部牵引，地球也，心也，小儿也，人类也，将来本是要由万有离力作用，消归乌有的，但是未到消灭的时候，他那向内部牵引之力，无论如何，是不能除去的，宋儒去私之说，怎能办得到？ 人心之私，既不能除去，我们只好承认其私，把人类画为一大圈，使之各遂其私，人人能够生存，世界才能太平。我们人类，当同心协力，把圈外之禽兽草木地球（如本书第三章丙圈）当作敌人，搜取他的宝物，与人类平分，这才是公到极点。也可以说是私到极点。如其不然，徒向人类夺取财货，世界是永不得太平的。 心理之变化，等于水之变化，水可以为云雨，为霜露，为冰雪，为江湖，为河海，时而浪静波恬，时而崩腾澎湃，变化无方，几于不可思议，而科学家以力学规律绳之，无不一一有轨道可循。 人的心理，不外相推相引两种作用，自己觉得有利的事，就引之使近，自己觉得有害的事，就推之使远。人类因为有此心理，所以能够相亲相爱，生出种种福利；又因为有此心理，所以会相争相夺，生出种种惨祸。主持政教的人，当用治水之法，疏凿与堤防二者并用。得其法，则行船舟，灌田亩，其利无穷，不得其法，则漂房舍，杀人畜，其害也无穷。宋儒不明此理，强分义理之性，气质之性，创出天理人欲种种说法，无异于说，行船舟，灌田亩之水，其源出于天，出于理，漂房舍杀人畜之水，出于人，出于气。我不知一部宋元明清学案中，天人理气等字，究竟是什么东西，只好说他迂曲难通。 我们细察己心，种种变化，都是依着力学规律走的，狂喜的时候，力线向外发展，恐惧的时候，力线向内收缩。遇意外事变，欲朝东，东方有阻，欲朝西，西方有碍，力线转折无定，心中就呈慌乱之状。对于某种学说，如果承认他，自必引而受之，如果否认他，自必推而去之，遇一种学说，似有理，似无理，引受不可，推去不能，就成孤疑态度。 我心推究事理，依直线进行之例，一直前进，推至甲处，理不可通，即折向乙处，又不可通，即折向丙处，此心之曲折，与流水之迂回相似。水本是以直线进行的，虽是迂回百折，仍不外力学规律。我们的心，也是如此。此外尚有种种现象，细究之，终不外推之引之两种作用。有时潜心静坐，万缘寂灭，无推引者，亦无被推引者，如万顷深潭，水波不兴，即呈一种恬静空明之象。此时之心，虽不显何作用，其实千百种作用，都蕴藏在内。人之心理，与磁电相通，电气中和的时候，毫无作用，一作用起来，其变态即不可思议。我们明白磁电的理，人的心理，就可了然了。 水虽是以直线进行，但把他放在器中，它就随器异形，器方则方，器圆则圆，人的心理，也是如此。人有各种嗜欲，其所以不任意发露者，实由于有一种拘束力，把他制住。拘束力各人不同，有受法律的拘束，有受清议的拘束，有受金钱的拘束，有受父兄师长朋友的拘束，有受因果报应及圣贤学说的拘束，种种不同，只要把他心中的拘束力除去，他的嗜欲，立时呈露，如贮水之器，有了罅漏，即向外流出一般。 贪财好色之人，身临巨祸，旁人看得清清楚楚，而本人则茫然不知。因为他的思想感情，依直线进行公例，直线在目的物上，两旁的事物，全不能见。譬如寒士想做官，做了官还嫌小，要做大官，做了大官，还是向前不止；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还想做皇帝。秦皇汉武，做了皇帝，在中国称尊，还嫌不足，要起兵征伐四夷，四夷平服了，又要想做神仙。这就是人类嗜欲依直线进行的明证。 耶教志在救人，以博爱为主旨，其教条是：“有人批我左颊者，并以右颊献上。”乃新旧教之争，酿成血战惨祸，处置异教徒，有焚烧酷刑，竟与教旨显背，请问这是甚么道理？法国革命，以自由平等博爱相号召，乃竟杀人如麻，稍有反对的或形迹可疑的，即加诛戮，与所标主旨全然违反，这又是甚么道理？我们要解释这个理由，只好求之力学规律。耶稣、卢梭的信徒，只知追求他心中之目的物，热情刚烈，犹如火车开足了马力向前奔走一般，途中人畜无不被其碾毙。凡信各种主义的人，都可本此公例求之。 凡事即都有变例，如本书乙甲两图，是指常例而言，是指静的现象而言，是指未加外力而言，若以变例言之，则有帮助外人攻击其兄者，则有爱花，爱石，爱山水，而忘其身命者。语云：“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心中加了一个忠字、烈字，往往自甘杀身而不悔。又云：“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慷慨者，动的现象也，从容者，静的现象也。中日战争，我国许多无名战士，身怀炸弹，见日本坦克车来，即奔卧道上，己身与敌人同尽，彼其人既不为利，复不为名，而有此等举动，其故何哉？孟子曰：“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盖我之外，另有一物，为其视线所注也。耶稣、卢梭信徒，求达目的，忘却信条，吾国志士，求达目的，忘却己身，此其间确有一定的轨道，故老子曰：“民不畏死，奈可以死惧之。”目的可以随时转变，其表现出来者，遂有形形色色之不同，然而终不外力学规律。我们悟得此理，才可以处理事变，才可以教育民众。 人的思想感情，本是以直线进行，便表现出来，却有许多弯弯曲曲、奇奇怪怪的状态，其原因出于人群众多，力线交互错综，相推相引，又加以境地时时变迁，各人立足点不同，观察点不同，所以明明是直线，转变成曲线。例如：我们取一块直线板，就在黑板上，用白墨顺着直线板画一线，此线当然是直线，假使画直线之时，黑板任意移动，结果所画之线，就成为曲线了。我们如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运用到人事上，就可把这个道理解释明白。 人人有一心，即人人有一力线，各力线俱向外发展，宜乎处处冲突，何以平常时，冲突之事不多见？因为力线有种种不同：有力与力不相交的，此人做甲事，彼人做乙事，各不相涉。有力与力相消的，例如有人起心，想害某人，旋想他的本事也大，我怕敌他不过，因而中止。有力与力相合的，例如抬轿的人，举步快慢，自然一致。有力与力相需的，例如卖布的和缝衣匠，有布无人缝，有人缝无布卖，都是不行，相需为用，自然彼此相安。又有大力制止了小力的，例如小孩玩得正高兴的时候，父母命他作某事，他心中虽是不愿，仍不能不作，是父母之力把他的反对力制服了。又如交情深厚的朋友，小有违忤，能够容忍，因为彼此间的凝结力很大，小小冲突之力，不能表现。诸如此类，我们下细考察，即知人与人相接，力线交互错综，如网一般，有许多线，不惟不冲突，反是相需相成，人类能够维系，以生存于世界，就是这个原因。 通常的人，彼此之力相等，个个独立，大本事人，其力大，能够把他前后左右几个人吸引来成一个团体，成了团体以后，由合力作用，其力更大，又向外面吸引，越吸引越大，其势力就遍于天下。东汉党人，明季党人，就是这种现象。如果同时有一人，力量也大，不受他的吸引，并且把自己前后左右几个人吸引成一团体，也是越吸引越大，就成了对峙的两党。宋朝王安石派的新党，司马光派的旧党，是这种现象，程伊川统率的洛党，苏东坡统率的蜀党，也是这种现象，现在各党之对峙，也是这种现象。两党相遇，其力线之轨道，与两人相遇一样。凡当首领的人，贵在把内部冲突之力取消，一致对外，如其不然，他那团体，就会自行解散。有些团体，越受外界压迫，越是坚固，有些一受压迫，即行解体，其原因即在那当首领的人，能否统一内部力线，不关乎外力之大小。 有人说：群众心理，与个人心理不同，个人独居的时候，常有明了的意识，正当的情感，一遇群众动作，身入其中，此种意识情感，即完全消失，随众人之动作为动作。往往有平日温良谦让的人，一入群众之中，忽变而为犷厉嚣张，横不依理的暴徒。又有平日柔懦卑鄙的人，一入群众之中，忽变而为热心公义，牺牲身命的志士。法人黎朋著《群众心理》一书，历举事实，认为群众心理，不能以个人心理解释之，其实不然，我们如果应用力学规律，就可把这个道理说明。 人人有一心，即人人有一力，一人之力，不敌众人之力，群众动作，身入其中，我一己之力，被众人之大力相推相荡，不知不觉，随同动作，以众人的意识为意识，众人的情感为情感，自己的脑筋，就完全失去自主的能力了。因为有这个道理，所以当主帅的人，才能驱千千万万的平民效命疆场，当首领的人，才能指挥许多党徒为杀人放火的暴行。 个人独居的时候，以自己之脑筋为脑筋，群众动作，是以首领之脑筋为脑筋。当首领的人，只要意志坚强，就可指挥如意。史称：“李光弼入军，号令一施，旌旗变色。”欲语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就是这个道理。 水之变化，依力学规律而变化，吾人心理之变化，也是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每每会议场中，平静无事，忽有一人登台演说，慷慨激昂，漏*点立即奋发，酿成重大事变，此会议场中的众人，犹如深潭的水一般，堤岸一崩，水即汹涌而出，漂房舍，杀人畜，势所不免。所以我们应付群众暴动的方法，要取治水的方法，其法有三：（1）如系堰塘之水，则登高以避之，等他流干了，自然无事；（2）如系有来源之水，则设法截堵，免其横流；（3）或疏通下游，使之向下流去。水之动作，即是力之动作，我们取治水之法，应付群众，断不会错。 两力平衡，才能稳定，万事万物以平为归，水不平则流，物不平则鸣，资本家之对于劳工，帝国主义之对于弱小民族，不平太甚，可断定他终归失败。处顺利之境，心要变危，处忧危之境，又要有一种迈往之气，使发散收缩二力保其平衡，才不失败。达而在上的人，态度要谦逊，穷而在下的人，志气要高亢，不如此则不平。倘若在上又高亢，我们必说他骄傲，在下又谦逊，我们必说他卑鄙。此由我们的心，是一种力结成的，力以平为归，所以我们的心中，藏得有一个平字，为衡量万事万物的标准，不过自己习而不察罢了。心中之力，与宇宙之力，是相通的，故我之一心，可以衡量万物，王阳明的学说，就是从这个地方生出的。

全一卷 第40章 厚黑原理（心理与力学）之六 人事变化之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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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力之变化，可用数学来说明，故心理之变化，也可用数学来说明。力之变化，可绘出图来，寻求他的轨道。一部二十五史，是人类心理留下的影像，我们取历史上的事，本力学规律，把他绘出图来，即知人事纷纷扰扰，皆有一定的轨道。作图之法，例如心中念及某事，即把那作为一个物体。心中念及他，即是心中发出一根力线，与之连结。心中喜欢他，即是想把他引之使近，如不喜欢，即是想把他推之使远，从这相推相引之中，就可把轨道寻出来。
孙子曰：“吴人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共济而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这是舟将沉下水，吴人越人，都想把舟拖出水来，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线，所以平日的仇人都会变成患难相救的好友。凡是历史上的事，都可本此法把他绘图研究。 韩信背水阵，置之死地而后生，是汉兵被陈馀之兵所压迫，前面是大河，是死路，惟有转身去，把陈馀之兵推开，才有一条生路。人人如此想，即成了方向相同之合力线，所以乌合之众，可以团结为一。其力线之方向，与韩信相同，所以韩信就坐收成功了。 张耳、陈馀，称为刎颈之交，算是至好的朋友。后来张耳被秦兵围了，求除馀救之，馀畏秦兵强，不肯往，二人因此结下深仇。这是张耳将秦兵向陈馀方面推去，陈馀又将秦兵向张耳方面推来，力线方向相反，所以至好的朋友，会变成仇敌，卒之张耳帮助韩信，把陈馀杀死水之上。 嬴秦之末，天下苦秦苛政，陈涉振臂一呼，山东豪俊，一齐响应，陈涉并未派人去联合，何以会一齐响应呢？这是众人受秦的苛政久了，人人心中，都想把他推开，利害相同，心理相同，就成了方向相同之合力线，不消联合，自然联合。 刘邦项羽，起事之初，大家志在灭秦，目的相同，成了合力线，所以异姓之人，可以结为兄弟。后来把秦灭了，目的物已去，现出了一座江山，刘邦想把他抢过来，项羽也想把他抢过来，力线相反，异姓兄弟就血战起来了。 再以高祖与韩彭诸人的关系言之，当项羽称霸的时候，高祖心想：只要把项羽杀死，我就好了。韩彭诸人也想：只要把项羽杀死，我就好了。思想相同，自然成为合力线，所以垓下会师，立把项羽杀死。项羽既灭，他们君臣，无合力之必要，大家的心思，就趋往权利上去了。但是权利这个东西，你占多了，我就要少占点，我占多了，你就要少占点，力线是冲突的，所以高祖就杀起功臣来了。 唐太宗取隋，明太祖取元，起事之初，与汉朝一样，事成之后，唐则弟兄相杀，明则功臣族灭，也与汉朝无异。大凡天下平定之后，君臣力线，就生冲突，君不灭臣，臣就会灭君，看二力之大小，定彼此之存亡。李嗣源佐唐庄宗灭梁灭契丹，庄宗之力，制他不住，就把庄宗的天下夺去了。赵匡胤佐周世宗破汉破唐，嗣君之力，制他不住，也把周之天下夺去了。这就是刘邦不杀韩彭诸人的反面文字。 光武平定天下之后，邓禹、耿诸人，把兵权交出，闭门读书，这是看清了光武的路线，自己先行走开。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这是把自己要走的路线明白说出，叫他们自家让开，究其实，汉光武、宋太祖的心理，与汉高祖的心理是一样，我们不能说汉高祖性情残忍，也不能说汉光武、宋太祖度量宽宏，中能说是一种力学公例。 岳飞想把中原挽之使南，秦桧想把中原推之使北，岳飞想把徽钦挽之使南，高宗想把徽钦推之使北，高宗与秦桧，成了方向相同之合力线，其方向恰与岳飞相反，岳飞一人之力，不敌高宗、秦桧之合力，故三字冤成，岳飞不得不死。 历史上凡有阻碍路线的人，无不遭祸，刘先帝杀张裕，诸葛亮请其罪，先帝曰：“芳兰生门，不得不锄。”芳兰何罪？罪在生非其地。赵太祖伐江南，徐铉乞缓师，太祖曰：“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酣睡何罪？罪在睡非其地。古来还有件奇事：狂?华士、昆弟二人，上不臣天下，下不友诸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这明明是空谷幽兰，酣睡自家榻上，宜乎可以免祸了；太公至营丘，首先诛之，这是甚么道理呢？因为太公在那个时候，挟爵禄以驱遣豪杰，偏偏有两个不受爵禄的，横亘前面，这仍是阻了路线，如何容他得过？太公是圣人，狂?华士是高士，高士阻了路线，圣人也容他不过，这可说是普通公例了。 逢蒙杀羿，是先生阻了学生之路，吴起杀妻，是妻子阻了丈夫之路，高祖分羹，是父亲阻了儿子之路，乐羊子食羹，是儿子阻了父亲之路，周公诛管蔡，唐太宗诛建成、元吉，是兄阻弟之路、弟阻兄之路。可见力线冲突了，就是父子兄弟夫妇，都不能幸免的。王猛明白这个道理，见了桓温，改仕苻秦；殷浩不然，即遭失败。范蠡明白这个道理，破了吴国，泛舟五湖；文种不然，即被诛戮。此外如韩非囚秦，子胥伏剑，嵇康见诛，阮籍免祸，我们试把韩非诸人的事实言论考一下，又把杀韩非的李斯，杀子胥的夫差，和容忍阮籍、诛戮嵇康的司马昭各人心中注意之点寻出，考他路线之经过，即知道：或冲突，或不冲突，都有一定的公例存乎其间。 王安石说：“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道理本是对的，但他在当日，因这三句话，得了重谤，我们今日读了，也觉得他盛气凌人，心中有点不舒服，假使我们生在当日，未必不与他冲突。陈宏谋说：“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这三句话的意义，本是与王安石一样，而我们读了，就觉得这个人和蔼可亲。这是甚么道理呢？因为王安石仿佛是横亘在咱上，凡有“天变”、“人言”、“祖宗”从路上经过，都被他拒绝转去。陈宏谋是把己字、人字、数字，列为三根平行线，彼此不相冲突。我们听了王安石的话，不知不觉，置身“人言不足恤”那个人字中，听了陈宏谋的话，不知不觉，置身“毁誉听之于人”那个人字中，我们心中的力线，也是喜欢他人相让，不喜欢他人阻拦，所以不知不觉，对于王陈二人的感情就不同了。我们如果悟得此理，应事接物，有无限受用。 力学中有偶力一种，也值得研究。宋朝王安石维新，排斥旧党，司马光守旧，排斥新党，两党主张相反，其力又复相等。自力学言之：“两力线平行，强度相等，方向相反，是为偶力作用。”磨子之旋转不已，即是此种力之表现。宋自神宗以来，新旧两党，迭掌政权，相争至数十年之久，宋室政局遂如磨子一般，旋转不已，致令金人侵入，酿成南渡之祸。我国辛亥而后，各党各派，抗不相下，其力又不足相胜，成了偶力作用，政局也如磨子般旋转，日本即乘之而入。 人世一切事变，乃是人与人接触发生出来的，一个人，一个我，我们可假定为数学上之二元，一个Y，一个，依解析几何，可得五线：（1）二直线；（2）圆；（3）抛物线；（4）椭圆；（5）双曲线。人事千变万化，总不外人与人相接，所以任如何逃不出这五种轨道。本章前面所举诸例，皆属乎二直线，第二章甲乙两图，第三章之丙图，则属乎圆，此外还有抛物、椭圆、双曲线三种，叙述如下： 甚么是抛物线呢？我们向外抛出一石，这是一种离心力，地心吸力，吸引此石，是一种向心力，石之离心力，冲不破地心吸力，终于下坠，此石所走之路线，即是抛物。弱小民族，对于列强所走路线，是抛物线。例如：高丽人民想独立，这是对于日本生出一种离心力，而日本用强力把它制伏下去。冲不破日本的势力范围，等于抛出之石，冲不破地心吸力，终于坠地一般。 我们抛出之石，假定莫得地面阻挡，此石会绕过地心，仍回到我之本位，而旋绕不已，成为地球绕日状态。这种路线，名曰椭圆，是离心力和向心力二者结合而成。自数学上言之，有一点至两定点之距离，其和恒等，此点之轨迹，名曰椭圆，其和恒等者，即其值恒等之谓也。买卖之际，顾客交出金钱，店主交出货物，二者之值相等，即可看作一物。这是顾客抛出一物，绕过店主，回到他的本位，在店主方面看来，也是抛出一物，绕过顾客，回到他的本位，成一种椭圆形，买卖二家，就心满意足了。顾客有金钱，不必定向某店购买，这是离心力，但他店中的货物，足以引动顾客，又具有引力。店主有货物，不必定卖与某客，这是离心力，但他怀中的金钱，足以引动店主，又具有引力。由引力离力的结合，顾客出金钱，店主出货物，各遂所欲，交易遂成，是为椭圆状态。 又如自由结婚，某女不必嫁某男，而某男这爱情，足以系引他，某男不必定娶某女，而某女之爱情，足以系引他，引力离力，保其平衡，也系椭圆状态。 地球绕日，引力和离力，两相平衡，成为椭圆状态，故宇宙万古如新。社会上一切组织，必须取法这种状态，才能永久无弊。我国婚姻旧制，由父母主持，一与之齐，终身不改，缺乏了离力，所以男女两方，有时常感痛苦。外国资本家专横，工人不入工厂做工，就会饿死，离不开工厂，缺乏了离力，所以要社会革命。至若有离力而无引力，更是不可，上古男女杂交，子女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这是缺乏了引力。我国各种团体，有如散沙，也是缺乏了引力，所以政治家创一制度，不可不把离心向心二力配置均平。 有一点至两定点之距离，其差恒等，此点之轨迹，名曰双曲线，其形状，有点像两张弓反背相向一般。凡两种学说，成两种行事，背道而驰，可称为走入双曲线轨道。例如性善说和性恶说，二者恰相反对，对方俱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越讲得精微，相差越远，犹如双曲线越引越长，相离越远一样，究其实，无非性善恶之差，是谓其差恒等。又如入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二者是背道而驰的，利己主义，和利人主义，二者也是背道而驰的，凡此种种，皆属乎双曲线。椭圆绘出图来，有两个心，双曲线绘出图来，也有两个心，椭圆之图，是两心相向，双曲线之图，是两心相背，所以我与人走入椭圆轨道，彼此相需相成，若走入双曲线轨道，心理上就无在不背道而驰。我们把各种力线详加考察，即知我与人相安无事之路线有四：（1）不相交之线。我与人目的物不同，路线不同，各人向着目的物进行，彼此不生关系。平行线，是永远不相交，有时虽不平行，而尚未接触，亦不生关系；（2）合力线。我与人利害相同，向着同一之目的进行，如前面所说吴越人同舟共济是也；（3）圆形宇宙事事物物，天然是排得极有秩序的。详玩甲乙丙三图，即知凡事都有一定范围，我与人有一定的界限，倘能各守界线，你不侵我之范围，我不侵你之范围，彼此自然相安；（4）椭圆形。前面所说自由贸易、自由结婚等是也。凡属权利义务相等之事，皆属乎此种。 四线中，第一、第三两种线的结果，是利己而无损于人，或利人而无损于己。第二、第四两种线的结果，是人己两利。我们每遇一事，当熟察人己力线之经过，如走此四线，人与我绝不会生冲突。 我们把上述四种线求出，就可评判各家学说和各种政令之得失。我国古人有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者，合得到第一种线，有所谓“通功合作”者，合得到第二种线，有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合得到第三种线，有所谓“通功易事”者，合得到第四种线，西人谓：人人自由，以他人之自由为界限，合得到第三种线，都是对的。尼采的超人主义，其病在损人，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其病在损己，律以四种，俱不合，故俱不可不行。 二直线也，圆也，抛物线也，椭圆也，双曲线也，五者，是人与人相遇之路线，而此五线是变动不居的，只要心理一变，其线即变。例如：吴之孙权，蜀之刘备，各以荆州为目的物，孙权把荆州向东拖，刘备把荆州向西拖，力线相反，故郎舅决裂，夫妇生离，关羽见杀，七百里之连营被烧，吴蜀二国，俨成不共戴天之仇。后来诸葛亮提出魏为目的物，约定共同伐魏，就成了方向相同之合力线，二国感情，立即融洽，合作到底，后来司马昭伐蜀，吴还起兵相救，听说刘禅降了，方才罢兵。这就是心理改变，力线即改变之明证。 我国从前闭关自守，不与外国相通，是不相交之二直线，五口通商而后，受帝国主义之压迫，欲脱其势力范围而不能，是走的抛物线，一旦起而抗战，与帝国主义成一反对形势，彼此背道而驰，即为两心相背之双曲线。我们联合被侵略者，向之进攻，即成为合力线。帝国主义，经过一番重惩之后，翻然悔悟，工业国和农业国，通功易事，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就成为两心相向之椭圆状态。将来再进化，世界大同了，合全球而为一个国家，就成为一个圆心之圆形了。所以这几种线的轨道，是随时可以改易的，只看各人心理如何罢了。 性善说、性恶说，二者背道而驰，是双曲线状态，倘知人性是浑然一体，无所谓善，无所谓恶，即成为浑然之圆形了。入世法和出世法，背道而驰，利己主义和利人主义，背道而驰，这都是双曲线，倘能把他融会贯通，入世出世，原是一理，利己利人，原是一事，则又成为圆形了。 我们做一切事，与夫国家制定法令制度，定要把路线看清楚，又要把引力离力二者支配均平，才不至发生窒碍。我们详考世人的行事和现行的法令制度，以力学规律绳之，许多地方都不合，无怪乎纷纷扰扰，大乱不止。 孟子说：“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第一句是对的，第二句就不对。我们执规以画圆，执矩以画方，聚五洲万国之人而观之，不能说不圆，不能说不方。惟圣人则不然，孔子、释迦、耶稣、穆罕默德，皆所谓圣人也，诸圣人定下的规律，各不相同，以此圣人之规律，绳彼圣人之信徒，立生冲突，其故何哉？盖圣人之规律，乃尺也、斗也、秤也，非画圆之规，画方之矩也；诸圣人之尺斗秤，长短大小轻重，各不相同，只在本铺适用。今者世界大通，天涯比邻，一市之中，有了几种尺斗秤，此世界文化所由冲突也。所以法令制度，如果根据圣人的学说制定出来，当然不能通行世界。力学规律，为五洲万国所公认，本章所述五种线，是从力学规律出来的，是规矩，不是尺斗秤，依以制定法令制度，一定通行五洲万国。

全一卷 第41章 厚黑原理（心理与力学）之七 世界进化之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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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一切事变，从人类行为生出来的，人类行为，从心理生出来的，而人之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故世界进化，逃不出力学规律。
世界进化，乃是一种力在一个区域内动作，经过长时间所成之现象也。其间共有三物，一曰力，二曰空间，三曰时间。我们可认为是数学上之三元，其最显著者，为摆线式与螺旋式。古人说：“天道循环无端，无往不复。”今人说：“人类历史，永无重复。”我们把两说合并起来，就成为摆线式与螺旋式。 凡人无论思想方面或行为方面，都是依着力学规律，以直线进行，然其结果，所表现者，乃是曲线，不是直线，这是甚么道理呢？因为向前进行之际，受有他力牵引，而两力又相等，遂成为圆形。古人说：“循环无端。”环即***即是说：宇宙一切事物之演进，始终是循着一个***，旋转不已。这个说法，可举例来说明：假如我们在地球上面，无论东西南北，任取一直线向前进行，无丝毫偏斜，结果仍回到原来之地点，因为我们站在地面，是被地心力吸着的，开步向前走，是摆脱地心吸力，而以离心力向前进行，然而仍被地心力吸着。由离心力向心力两相结合，其路线遂成为圆形，而回到原来之地点，任走若干遍，俱是如此，是之谓“循环无端”。然而世界之进化，则不为圆周形，而为摆线形或螺旋线形。 甚么是摆线呢？我们取一铜元，在桌上滚起走，其圆周所成之线，即是摆线。铜元能滚者，力也，滚过的地方，空间也，不断的滚者，时间也。铜元旋转不已，周而复始，是谓“循环无端”。其路线，一起一伏，对直前进，是谓“永无重复”。宇宙事物之演进，往往有此种现象，如日往月来，寒往暑来，周流不息，是为“循环无端”，然而日月递更，寒暑代运，积之则为若干万万年，虽是循环不已，实是前进不已，这算是摆线式的进化。 有人说：“人的意志为物质所支配。”又有人说：“物质为人的意志所支配。”殊不知：物质与意志，是互相支配的。欧洲机器发明而后，工业大兴，人民的生活情形，随之而变，固然是物质支配了人的意志，但机器是人类发明的，发明家费尽脑力，机器才能出现，工业才能发达，这又是人的意志支配了物质。这类说法，与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是一样的。有了物理数学等科，才能产生牛顿；有了牛顿，物理数学等科，又生大变化。有了咸、同的时势，才造出曾、左诸人；有了曾、左诸人，又造出一个时势，犹如鸡生蛋，蛋生鸡一般，看起来是辗转相生，其实是前进不已。后之蛋，非前之蛋，后之鸡，非前之鸡，物质支配人的意志，人的意志，又支配物质，时势造英雄，英雄又造时势，而世界就日益进化了。鸡与蛋和心与物，都是一物体之两方面，鸡之外无蛋，蛋之外无鸡，心之外无物，物之外无心，二者之进化，都等于一个铜元在桌上滚起走，有点像摆线式的进化。 我们细加研究，即知日往月来，寒往暑来，和鸡生蛋，蛋生鸡这类现象，是纯粹的摆线式进化，因为日月也，寒暑也，鸡与蛋也，状态始终如一，等于一个铜元之状态始终如一，其画出之线，一起一伏，也始终如一。惟英雄造出的时势，较造英雄的时势，更为进步，物质与意志，辗转支配，也是后者较前者为进步。其现象则为历时愈久，社会文明愈进步，而政治家和科学家之智能，亦愈进步，其形式与摆线式微异，而为螺旋线的进化。 甚么是螺旋线呢？我们手执一块直角三角板，以长边为轴，旋转一周，所成体积，即是圆锥体。假如用圆锥体的钻子去钻木头，这钻子所走的路线，即是螺旋线，竖的方面越深，横的方面越宽，世界即是以此种状态而进化的。我们取一截竹子，用一针在竹上横起画一圈，此针本是以直线进行，然而始终是在这个圈上旋转不已，是之谓“循环无端”。假设此针进行之际，有人暗中把竹子轻轻拖起走，则此针画出之线，绝不能与经过之路线重合，是之谓“永无重复”。针之进行是力，画出之圈是空间，其拖起走，则属乎时间，但世界进化，不是在竹子上画，乃是在笋子画圈，乃是从尖笋画起走，有人持笋尖拖之，其线越画越长，***越画越大，因笋子即圆锥形也。 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成汤时三千国，周武王时一千八百国，春秋时二百四十国，旧中国时，只有七国，到了秦始皇时，天下就一统了。其现象是：历时越久，国之数目越少，其面积越大，这即是竖的方面越深，横的方面越宽，是为螺旋式进化。竖的方面者，时间也；横的方面者，空间也。现在五洲万国的形势，绝像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由进化趋势看去，终必至全球混一而后止。所异者，从前是君主时代，嬴秦混一，有一个皇帝高踞其上，现在是民主时代，将来全球混一，是十八万万人共同做皇帝。 宇宙事事物物之演变，都是离心力和向心力互相作用生出来的，有一力以直线进行，同时又有一相反之力牵制之，遂不得不作回旋状态，而又前进不已，即成为摆线状态或螺旋线状态，日月迭更，寒暑代运，鸡与蛋辗转相生，是未参有人类意志的，只是循着自然之道而行，故依摆线式进化，始终如一，机器与时势，是参有人类意志，而人类天性，是力求进步的，故依螺旋式进化，历时愈久，路线愈扩大。国际之关系，全是人类的意志作用，所以依螺旋式进化，必至全球混一而后止。人类是日求进步的，社会是日益文明的，全球混一，特文明进步之一幕耳。全球混一后，社会文明，又依螺旋式前进，而无有终止，其现象亦犹日月迭更，寒暑代运，依摆线式前进，而无有终止也。 人事千变万化，都是由离心向心二力生出来的，离心者，力之向外发展也，向心者，力之向内收敛也，发展到极点，则收敛，收敛到极点又能发展，此即古人所说，盈虚消长，循环无端也。以虚为起点，由是而发展则为长，发展到极点则为盈，到了极点即收敛而为消，收敛到极点则为虚，由虚而又为长，为盈，为消，为虚，是之谓“循环无端”。春夏秋冬，即盈虚消长之现象也。春者长也，夏者盈也，秋者消也，冬者虚也。一部易经和老子道德经，俱是发明此理，所谓物极必反也。所以宇宙间事事物物，都是正负二力，互为消长，此古人治国，所以有一张一弛之说也。嬴秦荷虐，汉初则治之以黄老，刘璋暗弱，孔明则治之以申韩，都是顺应此种趋势的。 我们合古今事变观之，大约可分三个时期：以婚姻制度言之，上古时男女杂交，生出之女子，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这个时候的婚制，离心力胜过向心力，是为第一时期。后来制定婚制，子女婚姻，由父母主持，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向心力胜过离心力，是为第二时期。现在已入第三时期了，某女不必定嫁某男，而某男之爱情，足以系引她，某男不必定娶某女，而某女之爱情，足以系引他，离心向心二力，保持平衡，就成第三时期的自由婚制。此种婚制，本带得有点回旋状态，许多青年，看不清此种趋势，以为应该回复到上古那种杂交状态，就未免大错了。 人民的自由，也可分三个时期。上古人民，穴居野处，纯是一盘散沙，是为第一时期。后来受君主之压制，言论思想，极不自由，是为第二时期。经过一番革命，政府干涉的力量与人民自由的力量保持平衡，是为第三时期。自力学方面言之，第一时期，离心力胜过向心力，第二时期，向心力胜过离心力，第三时期，向心离心二力，保持平衡。第三时期中，参得有第一时期的自由，带得有点回旋状态。卢梭生当第二时期之末，看见此种回旋趋势，误以为应当回复第一时期，所以他的学说，完全取第一时期之制以立论，以返于原始自然为第一要义。他说：“自然之物皆善，一入人类之手，乃变而为恶。”他的学说，有一半合真理，有一半不合真理。因其有一半合真理，所以当时备受一般人之欢迎。因其有一半不合真理，所以法国革命实行他的学说，酿成非常的骚乱，结果不得不由政府加以干涉，卒至政府之干涉与人民之自由保持平衡，法国方能安定。 民主主义流行久了，法西斯主义之独裁，因而出现，这都是正负二力互为消长之表现。自墨索里尼倡出法西斯主义后，希特勒和日本军阀，相继仿效，因而造成世界第二次大战，其独裁制度，已越过时势之需要，可断言：此种独裁制，不久必将倒毙，另有一种制度代之。此种制度，一定是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两种结合而成的。 人类分配赀财的方法，也分三个时期。上古时人民浑浑噩噩，犹如初生小儿，不知欺诈，不知储蓄，只有公共的赀财，并无个人的私财，这是有公而无私，是为第一时期。再进化，人类智识进步，自私自利之心，日益发达，把公共的赀财攘为个人私有，这是有私而无公，是为第二时期。再进化，人类智识更进步，公私界限，有明了认识，把公有的赀财归之社会，私有的赀财归之个人，公与私并行不悖，是为第三时期。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第二时期之末，第三时期之始。关于经济方面，应该把公私界限划分清楚，公者归之公，私者归之私，社会才能相安无事。 中国从前，自诩为声明文物之邦，以为周公的制度和孔孟的学说好到极点，鄙视西欧，不值一顾，此为第一时期。自甲午、庚子两役而后，骤失自信力，以为西洋的制度和学说，无一不好到极点，鄙视中国，不值一顾，此为第二时期。至今则入第三时期了，既不高视西洋，也不鄙视中国，总是平心考察，是者是之，非者非之，这是折衷于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之间。我国初与欧人接触，庞然自大，以为高出外国之上。自从两次战败，遂低首降心，屈处列强之下。到了第三时期，我国与列强立于平等线上，这也是折衷于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之间。 总之，世界进化，都是正负二力互为消长，处在某一时期，各种现象，都是一致，犹如天寒则处处皆寒，天热则处处皆热。现在帝国主义盛行，同时资本主义也盛行，而工商界也就有汽车大王、煤油大王、钢铁大王、银行大王等等出现，民族间就有自夸大和民族是最优秀民族，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民族，凡此种种都是第二时期残余之说。跟着就入第三时期，帝国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工商界某某大王和某某最优秀民族，这类名词也消灭，这是必然的趋势。所以主持国家大计者，必须看清世界趋势，顺而应之，如其不然，就会受天然之淘汰。

全一卷 第42章 厚黑原理（心理与力学）之八 达尔文学说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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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友人谈及达尔文，友人规戒我道：“李宗吾，你讲你的厚黑学好了，切不可涉及科学范围。达尔文是生物学专家，他的种源论，是积数十年之实验，把昆虫草木，飞禽走兽，一一考察遍了，证明不错了，才发表出来，是有科学根据的。你非科学家，最好是不涉及他，免闹笑话。”我说道：“达尔文可称科学家，难道我李宗吾不可称科学家吗？二者相较，我的学力，还在达尔文之上，何以故呢？他的种源论，是说明禽兽社会情形，我的厚黑学，是说明人类社会情形，他研究禽兽，只是从旁视察，自身并未变成禽兽，与之同处，于禽兽社会情形，未免隔膜，我则居然变成*人，并且与人同处了数十年，难道我的学力，不远在达尔文之上？达尔文在禽兽社会中，寻出一种原则，如果用之于禽兽社会，我们尽可不管，而今公然用到人类社会来了，我们当然可以批驳他，人类社会中，寻得出达尔文这类科学家，禽兽社会中，寻不出达尔文这类科学家，足证两种社会截然不同，故达尔文的学说，不适用于人类社会。”
今人动辄提科学家三家，恐吓我辈普通人，殊不知科学家聪明起来，比普通人聪明百倍，糊涂起来，也比普通人糊涂百倍。牛顿可称独一无二的科学家，他养有大小二猫，有天命匠人在门上开一大小二洞，以便大猫出入大洞，小猫出入小洞。任何人都知道：只开一大洞，大小二猫俱可出入，而牛顿不悟也，这不是比普通人糊涂百倍吗？牛顿说：地心有吸力，我们固然该信从，难道他说“大猫出入大洞，小猫出入小洞”，我们也信得吗？所以我们对于科学家和学说，不能不慎重审择，谨防他学说里面藏牛顿的猫洞。 因为科学家有时比普通人糊涂百倍，所以专家之学说，往往不通，例如，斯密士岂非经济家，而他的学说就不通。我辈之话，不足为证，难道专家之批评，都不可信吗？……呜呼，诸君休矣，举世纷纷扰扰，闹个不休者，皆达尔文、斯密士……诸位科学家之赐也。 达尔文讲竞争，一开口，即是豺狼也，虎豹也，鄙人讲厚黑，一开口，即是曹操也，刘备也，孙权也。曹刘诸人，是千古人杰，其文明程度，不知高出豺狼虎豹若干倍，他且不论，单是我采用的标本，已比达尔文采的标本高得多了。所以基于达尔文的学说造出的世界，是虎狼世界，基于鄙人的学说造出的世界，是极文明的世界，达尔文可称科学家，鄙人当然可称科学家，不过达尔文是生物学的科学家，鄙人是厚黑学的科学家罢了。 达尔文研究生物学数十年，把全世界的昆虫草木，飞禽走兽，都研究完了，独于他实验室中有个高等物，未曾研究，所以他的学说，就留下破绽。请问甚么高等动物？答曰：就是达尔文本身，他把人类社会忽略了，把自己心理和行为忽略了，所以创出的学说，不能不有破绽。 达尔文实验室中，有个高等动物，他既未曾研究，我们无妨替他研究，达尔文一生下地，我们就用采集动物标本的法子，把他连儿带母活捉到中国来，用中国的白米饭把他喂大，我们用达尔文研究动物的法子，从旁视察，一直到他老死，就可发见他的学说是自相矛盾的。 达尔文一生下地，就拖着母亲之乳来吃，把母亲的膏血吸入腹中，如不给他吃，他就大哭不止，估着要吃，这可说是生存竞争，从这个地方视察，达尔文的学说莫有错；长大点能吃东西了，母亲手中拿一糕饼，他见了伸手来索，母亲不给他，放在自己口中，留半截在外，他立会伸手，把糕饼从母亲口中取出，放在他的口中。母亲抱着他吃饭，他就伸手来拖母亲之碗，如不提防，即会坠地打烂，这种现象，也是生存竞争，达尔文的学说也莫有错；若是再大点，自家能端碗吃饭了，他一上桌，就递一个空碗，请母亲与他盛饭，吃了又请母亲盛，母亲面前，现放着满满一碗饭，他再不去抢了，竞争的现象，忽然减少，岂非很奇的事吗？再大点，他自己会往甑中盛饭，再不要母亲与他盛，有时甑中饭不够，他未吃饱，守着母亲哭，母亲把自己的饭分半碗与他吃，他才好了，母亲不分与他，他断不能去抢。更大点，饭不够吃，母亲把自己碗中的饭分与他吃，他不要，他自己会拿囊中之钱在街上买食物来吃。到了此时，竞争的现象，一点莫有，岂不更奇吗？这是小孩下地时，只看见母亲身上之乳，大点即看见母亲碗中之饭，再大点即看见甑中之饭，更大点即看见街上之食物；不特此也，达尔文长大成*人，学问操好了，当大学教授了，有穷亲友向他告贷，他就慨然给予，后来金钱充裕，还拿钱来做慈善事业或谋种公益，这种现象，与竞争完全相反，岂非奇之又奇？于此我们可以定出一条原则：“同是一个人，智识越进步，眼光越远大，竞争就越减少。”达尔文著书立说，只把当小孩时估食母亲之乳抢夺母亲口中糕饼这类事告诉众人，不把他当教授时施舍金钱、周济家人，做慈善事业这类事告诉众人，此达尔文学说之应修正者一。 达尔文当小孩时抢夺食物，有一定的规律，就是：“饿了就抢，饱了就不抢。”不惟不抢，并且让他吃，他都不吃。但有一个例外，见了好吃的东西，母亲叫他不要多吃，他不肯听，结果多吃了不消化，得下一场大病。由此知食物以饱为限，过饱即有弊害。我们可以定出第二第原则：“竞争以适合生存需要为准，超过需要以上，就有弊害。”达尔文只说当小孩时，会抢夺食物，因而长得很肥胖，并不说因为食物多了，反得下病，于是达尔文之竞争，遂成了无界或之竞争，欧入崇信其说，而世界遂纷纷大乱，此达尔文学说之应修正者二。 达尔文说：“万物都是互相竞争，异类则所需食物不同，竞争还不激烈，惟有同类之越相近者，竞争越激烈。虎与牛竞争，不如虎与虎竞争之激烈，狼与羊竞争，不如狼与狼竞争之激烈，欧洲人与他洲士人竞争，不如欧洲各国互相竞争之激烈。”他这个说法，证以第一次欧洲大战，诚然不错，但是达尔文创出这种学说，他自己就把他破坏了。达尔文的本传上说：“1858年，他的好友荷理士，从南美洲寄来一篇论文，请他代为刊布，达尔文读这篇论文，恰与自己十年来苦力思索得出的结果完全相合，自己非常失望。落在别人，为争名誉起见，一定起嫉妒心，或者会湮没他的稿子，乃达尔文不然，直把这篇论文交与黎埃儿和富伽二人发布。二人知达尔文平日也有这样的研究，力劝他把平日研究所得著为论文，于1858年7月1日，与荷理士论文同时发布，于是全国学者，尽都耸动。”本传之言如此，在替他作传的人，本是极力赞扬他，实际上是攻击他，无异于说：他的学说：根本不能成立。何以故呢？他与荷理士同是欧洲人，较之他洲人更相近，同是英国人，较之其他欧洲人更相近，他二人是相好的朋友，较之其他英人更相近，并且同是研究生物学的人，较之其他朋友更相近，荷理士的著作，宣布出来，足以夺去达尔文之名，于他最有妨害，达尔文不压抑他，反替他宣布，岂不成了同类中越相近越不竞争吗？达尔文是英国人，对于同类，能够这样退让，何以欧战中，那些英国人，竞争那么激烈？我们可以定出第三条原则：“同是一国的人，道德低下者，对于同类，越近越竞争，道德高尚者，对于同类，越近越退让。”达尔文不把自己让德可风的事指示众人，偏把他本国侵夺同洲同种的事指示众人，此达尔文学说之应修正者三。 达尔文说：“竞争愈激烈，则最适者出焉。”这个说法，又是靠不住的。第一次欧战之激烈，为有史以来所未有，请问达尔文：此次大战结果，哪一国足当最适二字？究其实战败者和战胜者，无一非创痛巨深。他这个说法，岂非毫无征验？乃返观达尔文不与荷理士竞争，反享千古大名，足当最适二字，他这个公例，又是他自己破坏了。他的论文，与荷理士同时发表后，他又继续研究，于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十一月发布《种源论》，从此名震全球。荷理士之名，几于无人知道，这是由于达尔文返而自奋，较荷理士用力更深之故。我们可以定出第四条原则：“竞争之途径有二：进而攻人者，处处冲突，常遭失败：返而自奋者，不生冲突，常占优胜。”达尔文不把自己战胜荷理士之秘诀教导众人，偏把英国掠夺印度的方法夸示天下，此达尔文学说之应修下者四。 有人问：我不与人竞争，别人要用强权竞争的策略，向我进攻，我将奈何？答曰：这是有办法的，我们可以定出第五条原则：“凡事以人己两利为主，二者不可得兼，则当利人而无损于己，抑或利己而无损于人。”有了这条原则，人与我双方兼顾，有人来侵夺，我抱定“不损己”三字做去，他能攻，我能守，他又其奈我何？此达尔文学说之应修正者五。 达尔文说，人类进化，是由于彼此相争，我们从各方面考察，觉得人类进化，是由于彼此相让。因为人类进化，是由于合力，彼此能够相让，则每根力线，才能向前直进，世界才能进化。譬如，我要赶路，在路上飞步而走，见有人对面撞来，我当侧身让过，方不耽误行程。照达尔文的说法，见人对面撞来，就应该把他推翻在地，沿途有人撞来，沿途推翻，遇着行人挤做一圈，我就从中间打出一条路，向前而走。请问世间赶路的人，有这种办法吗？我们如果要讲“适者生存”，必须懂得这种相让的道理，才是适者，才能生存。由达尔文的眼光看来，生物界充满了相争的现象，由我们的眼光看来，生特界充满了相让的现象，试入森林一看，即见各树俱是枝枝相让，叶叶相让，所有树枝树叶，都向空处发展，厘然秩然。树木是无知之物，都能彼此相让，可见相让乃是生物界之天然性，因为不相让，就不能发展，凡属生物皆然。深山禽鸟相鸣，百兽聚处，都是相安无事之时多，彼此斗争之时少。我辈朋友往还之际，也是相安无事之时多，彼此斗争之时少。我们可以定出第六条原则：“生物界相让者其常，相争者其变。”达尔文把变例认为常例，似乎莫有对，事势上遇着两相冲突的时候，我们就该取法树枝枝叶，向空处发展。王猛见了桓温，而改仕苻秦，恽寿平见了王石谷之山水，而改习花卉，皆所谓向空处发展也。大宇宙之中，空处甚多，也即是生存之方法甚多，人与人无须互相争夺，此达尔文学说之应修正者六。 依达尔文的说法，凡是强有力的，都该生存，我们从事实上看来，反是强有力者先消灭。洪荒之世，遍地是虎豹，他的力比人更大，宜乎人类战他不过了，何以虎豹反会绝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皇势务最大，宜乎称雄世界，何以反会失败？袁世凯在中国势力最大，宜乎成功，何以反会失败？有了这些事实，所以达尔文的学说，就发生疑点。我们细加推究，即知虎豹之被消灭，是由全人类都想打他，德皇之失败，是由全世界都想打他，袁世凯之失败，是由全中国都想打他。思想相同，就成为方向相同之合力线，虎豹也，德皇也，袁世凯也，都是被合力打败的。我们可以定出第七条原则：“进化由于合力。”懂得合力的就生存，违反合力的就消灭，懂得合力的就优胜，违反合力的就劣败。像这样的观察，则那些用强权欺凌人的，反在天然淘汰之列。此达尔文学说之应修正者七。 达尔文的误点，可再用比喻来说明：假如我们向人说道：生物进化，犹如小儿身体一天一天的长大。”有人问：“小儿如何会长大？”我们答道：“只要他不死，能够生存，自然会长大。”问“如何才能生存？”答：“只要有饭吃，就能够生存。”问：“如何才有饭吃？”我们还未回答，达尔文从旁答道：“你看见别人有饭，就去抢，自然就有饭吃，越吃得多，身体越长得快。”诸君试看：达尔文的答案，错莫有错？我们这样的研究，即知达尔文说生物进化莫有错，说进化由于生存莫有错，说生存由于食物也莫有错，惟最末一句，说食物由于竞争就错了。我们只把他最末一句修正一下，就对了。问：“怎样修正？”就是通常所说的：“有饭大家吃。”平情而论，达尔文教人竞争，无有限度，固有流弊，我们教人相让，无有限度，也有流弊。问：如何才无流弊？我们可以定出第八条原则：“对人相让，以让至不妨害我之生存为止，对人竞争，以争至我能够生存即止。”此达尔文学说之应修正者八。 综而言之，人类由禽兽进化而来，达尔文以禽兽社会之公例施之人类，则是返人类于禽兽，这自违进化之说，而况乎禽兽相处，亦未必纯然相争也。他的学说，可分两部分看。他说“生物进化”，这部分是指出事实。他说“生存竞争，弱肉强食”，这部分是解释进化之理由，事实莫有错，理由错了。一般人因为事实不错，遂误以为理由也不错，殊不知：进化之原因多端，相争能进化，相让能进化，不争不让，返而致力于内部，也能进化。又争又让，改而向空处发展，也能进化。其或具备他种条件，如克鲁泡特金所谓互助，我们所谓合力，也未尝不能进化。达尔文置诸种原因于不顾，单以竞争为进化之惟一原因，观察未免疏略。兹断之曰：达尔文发明“生物进化”，等于牛顿发明“地心吸力”，是学术界千古功臣，惟有他说“生存竞争”，因而倡言“弱肉强食”，流弊无穷，我们不得不加以修正。

全一卷 第43章 厚黑原理（心理与力学）之九 克鲁泡特金学说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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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泡特金之误点，也与达尔文相同，达尔文是以禽兽社会状况，律之人类社会，故其说有流弊。克鲁泡特金，因为要指驳达尔文之错误，特别在满洲、西比利亚一带，考察各种动物及原始人类状况，发明互助说，以反驳达尔文之互竞说。他能注意到人类，算是比达尔文更进步了。然而原始人的社会，与文明人的社会，毕竟不同，且克鲁泡特金考察原始人，也是从旁观察，并未曾与之共同居处若干年，而我辈则置身文明人社会中，与之共同居处若干年，所以我辈能发现克鲁泡特金之误点，而指出其流弊。
原始人类，无有组织，成为无政府状态，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说，从原始社会得来，故他提倡无政府主义。所以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也可分两部分看，他主张互助不错，因互助而主张无政府主义就错了。 生物之进化，好比小儿一天一天的长大，由昆虫，而禽兽，而野蛮人，而文明人，好比吾人，由婴孩，而少年，而壮年。达尔文研究生物，以动物为主，正如小孩抢夺母亲口中饭物时代，故倡互竞说。克鲁泡特金所研究者，以原始时代人类为主，较动物更进化了，是小孩更大了点，不抢母亲口中食物，只请母亲与他盛饭，故倡互助说。至于长大成*人，独立生活的现象，他二人都未看见。 一个国家之进化，也好比不孩一天一天的长大。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弱肉强食，正是小孩抢夺食物时代。后来进化了，汉弃珠崖，是母亲分饭与他吃，他都不要。再进化，到了明初，郑和下南洋，各国纷纷入贡，希望得中国的赏赐，这是穷亲友来告贷，慨然给予。再进化，到了明季和清朝，把蛮夷之地改土归流，每年还要倒贴若干金钱，等于做慈善事业，把贫人子弟收来，给以衣食，延师训读一般。我国进化程度，历历如绘。 西洋开化，比我国迟二千多年，其进化才至我国春秋战国时代，故其弱肉强食与我国春秋战国极相似，而达尔文之互竞说，遂应运而生。要防小孩抢夺食物，不得不用专制手段，故墨索里尼之治意大利，希特勒之治德意志，与商鞅之治秦绝似，而皆收同一之效果，因其为同一时期之产物故也。秦始皇统一六国了，仍复厉行专制，二世而亡，这是世界更进化了，等于身体长大了，再穿小孩衣服，不得不破裂；文景之世，政尚宽大，号称郅治，这是儿子长大了，父母不加干涉，他能独立成为好人。后来历代常有变乱，这是儿子长大成*人，父母过于放纵，遂日流于非的原故。然因其日流于非，而遂欲以待婴孩之法，待长大成*人之儿子，则又不可。故今之治国者，如摹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直是师法商鞅，返吾国于春秋战国时代，是谓违反进化，是谓开倒车。 今人每谓我国无三人以上之团体，很抱悲观，这未免误解。无三人以上之团体，正是人人能独立之表现，此时如用达尔文之互竞主义以治国，则是把人民当如怀中小儿，常常防他抢母亲口中食物，这是不可的。如用克鲁泡特金之互助主义以治国，则是把人民当如才能吃饭之小儿，须母亲与之盛饭，这也是不可的。今即长大成*人矣，无三人以上之团体，人人能独立矣，故此时治国者，当采用合力主义。譬如射箭，悬出一个箭垛，支支箭向同一之箭垛射去，是之谓合力。我国无三人以上之团体，当采用此种方式，悬出一定之目的，四万万五千万根力线，根根独立，直向目的物射去，你不妨害我之路线，我也不求助于你，彼此不相冲突，不相依赖，这种办法，才适合我国现情。非然者，崇信达尔文之互竞说，势必压制他人，使他人之力线郁而不伸，而冲突之事以起；崇信克鲁泡特金之互助说，势必借助他人，养成依赖性，而自己不能独立，于我国现情俱不合。 达尔文说：互竞为人类天性，而他自己不与荷理士竞争，这条公例，算是他自己破坏了。克鲁泡特金说：互助为人类天性，这条公例也是克鲁泡特金自己破坏了的。请问：人类天性既是互助，为甚克鲁泡特金，要讲无政府主义，想推翻现政府，而不与政府讲互助？为甚政府要处罚他，推之下狱，而不与克鲁泡特金讲互助？有了这种事实，所以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也不能不加以修正。 古人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故考察事物，非置身局外，不能得其真相。我辈是人类，站在人类社会之中，去考察人类，欲得真理，诚有不能。达尔文用的方法，是因人为动物之一，先把动物社会考察清楚了，把他的原则适用于人类社会，论理本是对的，无如动物社会与人类社会毕竟不同，故创出之学说，不无流弊。克鲁泡特金则更进步，从人类社会加以考察，他以为我辈处在现今之社会，不能见庐山真面，乃考察原始人类社会，置身旁观地位，寻出一种原则，以适用于现今之社会，论理也是对的，无如野蛮人之社会与文明人之社会毕竟不同，故创出之学说，也有流弊。 婴儿在母胎，成形之初，其脑髓像鱼蛙之脑，再一二月则像禽鸟之脑，再一二月则像兔犬之脑，再一二月则像猿猴之脑，最后才成为人类之脑，而小儿之脑筋皱纹少，大人则皱纹多，野蛮人之脑筋皱纹少，文明人则皱纹多。小儿下地之初，脑筋与禽兽相去不远，故其抢夺食物，与禽兽相似，稍大点，脑筋之简单类于原始时代的人，故其天真烂漫，也与原始人类相似。然而禽兽之脑筋，与人类有异，故达尔文的学说，不适于人类；原始人类之脑筋，与文明人有异，故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不适用于文明社会。 禽兽进化为人类，故人类有兽性，然既名之曰人，则兽性之外，还有一部分人性，达尔文只看见兽性这一部分，未免把人性这一部分忽略了。原始人进化为文明人，故文明人还带有原始人的状态，然既成为文明人，则原始状态之外，还有一部分文明状态，克鲁泡特金只看见原始状态这一部分，未免把文明状态这一部分忽略了。禽兽有竞争，无礼让，人类是有礼让的，达尔文所忽略的，是在这一点。原始人类，浑浑噩噩，无有组织，成为无政府状态，文明人则有组织，有政府，克鲁泡特金所忽略的是在这一点。 我们生在文明社会中，要考察人类心理真相，有两个方法：（1）一部二十五史，是人类心理留下的影像，我们熟察历史事迹，既可发见人类心理真相，这是本书前面业已说明了的；（2）凡物体，每一分子的性质，与全物体的性质是相同的，社会是积人而成的，人身是社会之一分子，我们把身体之组织法运用到社会上，一定成为一个很好的社会。 治国采用互竞主义有流弊，采用互助主义，也有流弊，必须采用合力主义。人身之组织，既是合力主义，身体是许多细胞构成，每一细胞都有知觉，等于国中之人民，大脑等于中央政府，全身神经，都可直达于脑，等于四万万五千万人，每人的力线，都可直达中央，成为合力之政府。目不与耳竞争，口不与鼻竞争，手不与足竞争，双方之间非常调协，故达尔文之互竞主义用不着；目不须耳之帮助而能视，口不须鼻之帮助而能言，手不须足之帮助而能执持，个个独立，自由表现其能力，克鲁泡特金之互助主义，也用不着。目尽其视之能力，耳尽其听之能力，口鼻手足，亦各尽各之能力，把各种能力，集合起来，就成为一个健全之身体，是之谓合力主义。我国古人有曰：“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已经发见了这个原则。 国有中央政府，有地方政府，人身亦然。我们的脚被蚊子咬了，脚政府报告脑政府，立派右手来，把蚊子打死。万一右手被蚊子咬，自己无法办理，报告脑政府，立派左手来，把蚊子打死。有时睡着了，脑政府失其作用，额上被蚊子咬，延髓脊髓政府代行职务，电知手政府把蚊子打死，脑政府还不知道。耳鼻为寒气所侵，温度降低，各处本救灾恤邻之道，输送血液来救济，于是耳鼻就呈红色。万一天气太寒，输送了许多血液，寒气仍进逼不已，各地方政府协商道：“我们再输送血液去，仍无济于事，只好各守防地，把输送到耳的血液，与他截留了。”于是耳鼻就呈青白色。 我说至此处，一定有人起而质问道：“你说的救灾恤邻之道，正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他的学说，何尝会错？”我说道：他讲的互助不错，错在无政府主义，必须有了政府，才能谈互助，无政府是不能互助的。举例来说：前清时，我们四川对于云贵各省有协饷，这可说是互助了，满清政府一倒，协饷即停止，这即是无政府即不能互助之明证。并且满清政府一倒，川滇黔即互相战争起来，由此知：在无政府之下，只能发生互竞的现象，断不会发生互助的现象。 人身有中央政府，有省县市区各种政府，脑中记忆的事，都由各政府转报而来，各政府仍有档案可查，施催眠术的人，是蒙蔽了中央政府，在省县市区政府调阅旧卷，所以人在催眠中，能将平素所做之事说出，而醒来时又全不知道。疯人胡言乱语，这是脑政府受病，中央政府失了作用，省县市区政府，乱发号令。所以疯人说的话，都是他平日的事，不过莫得中央政府统一指挥，故话不连贯；夜间做梦，是中央政府休职，各处政府的人，跳上中央舞台来了，人一醒，中央政府复职，他们立即躲藏。有时中央政府也能察觉，故梦中的事，也能略记一二。我们可以说：疯狂和做梦，都是讲无政府主义的。 古来亡国之时，许多人说要死节，及到临头，忽然战栗退缩。因为想死节，是出于理智，从脑中发出，是中央政府发的命令；战栗退缩，是肌肉收缩，是全国人民不愿意。文天祥一流人，从容就死，是平日厉行军国民教育，人民与中央政府，业已行动一致了。许多人平日讲不好色，及至美色当前，又情不自禁，因为不好色是脑政府的主张，情不自禁，是身体他部分的主张。我们走路，心中想朝某方走，最初一二步注意，以后即无须注意，自然会向前走去，这回是中央政府发布号令后，人民依着命令做去，如果步步注意，等于地方上事事要劳中央政府，那就不胜其烦了。我们每日有许多无意识的动作，都是这个原因。古人作诗，无意中得佳句，疑有神助。大醉后写出之字，比醒时更好，这是由于中央政府平日把人民训练好了，遇有事来，不需中央指挥，人民自动作出之事，比中央指挥办理还要好些。心理学书上，有所谓“下意识”者，盖指除政府以外其他政府而言。 理智从脑而出，能辨别事理，情欲从五官百骸而出，是盲目的，故目好色，耳好声，身体肌肤好愉快，往往与脑之主张相违反。古代哲学家，如希腊的柏拉图等，和中国的程朱等，都是崇奉理智，抑制情欲。例如程子说：“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又把韩昌黎“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二语，极力称赞，只要脑中自认为真理，就可把五官百骸置之死地，与暴君之专制是一样。所以这样学说昌明时代，也即是君权极盛时代。后来君主打倒了，民主主义出现，同时学说上也盛行情欲主义，纵肆耳目之欲，任意盲动，无所谓理智，等于政治上之暴民专制。我们读历史，看出一种通例：君主时代，政府压制人民，同时哲学家即崇理智而抑情欲，民主时代，人民敌视政府，同时哲学家即重情欲而轻理智。 据上面之研究，可知身体之组织，与国家之组织是很相同的，我们返观吾身，知道脑与五官百骸是很调协的，即知道：我们创设一种学说，必使理智与情欲相调协，不能凭着脑之空想，以虐苦五官百骸，亦不能放纵五官百骸，而不受理智之裁判。建设一个国家，必使政府与人民调协，不能凭着脑政府之威力压制人民；而为人民者，亦不能对政府取敌视行为。吾身之组织，每一神经俱可直达于脑，故脑为神经之总汇处，与五官百骸，不言调协而自然调协。因此每一人民之力线，必使之可以径达中央，中央为全国力线之总汇处，政府与人民，不用调协而自然调协。能这样的办理，即是合力主义，才可以救达尔文和克鲁泡特金两说之弊，而与天然之理相合。

全一卷 第44章 厚黑原理（心理与力学）之十 我国古哲学说含有力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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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之力，是圆陀陀的，周遍世界，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吾人生存其中，随时都可看见，有人看见一端，即可发明一条定理。例如看见苹果坠地，即发明万有引力，看见壶盖冲动，即发明蒸汽，看见磁铁功用，即发明指南针，看见死蛙运动，即发明电气，种种发明，可说是同出一源。因为苹果坠地，是力之内敛作用，壶盖冲动，是力之外发作用，磁气电气，是力之内敛外发两种作用。达尔文看见此力向外发展，有如水然，能随河岸之曲折，而适应环境，向前流去，故创进化论。又见进化中所得着的东西，能借收敛作用把持不失，故说凡物有遗传性。此外种种科学，与夫哲学上种种议论，都是从那个圆陀陀的东西生出来的。譬如有人在树上摘下一果，有人在树上摘下一花，又有人在树上摘下一枝一叶，为物虽不同，其实都在树上摘下来的。所以百家学说，归于一贯，中西学说，可以相通。
我国周易一书，一般人都说它穷造化之妙，宇宙事事物物，都逃不出易理，这是甚么原因？因为易经所说的道理，包含有力学原理，宇宙事事物物，既逃不出力学规律，所以就逃不出易经所说的道理。我们如就卦爻来解说，读者未免沉闷，兹特另用一个法子来说明： 假定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位圣人都是现在的人，我们把他四位请来，对他说道：现在西洋的科学，很进步了，一切物理，都适用力学规律，我们想把力学原理编译成一部书，不惟用在物理上，并且要应用到人事上。我们订有一个编译大纲，你们照此编译。（1）西洋的力字，译作气字，正负二力，译作阴阳二气；（2）发散的现象，用阳字表示，收敛的现象，用阴字表示；（3）正负二力相等时，阴阳二电中和时，俱是寂然不动的，这种现象，译作“太极”。他动作的时候，有发散收缩两种现象，称之曰“两仪”；（4）由内向外发展，称之曰“其动也辟”，辟是开放之意。由外向内收缩，称之曰“其静也翕”，翕是收合之意；（5）凡物运动，都是以直线进行，若不受外力，他是一直永远前进的，因此可下一定例曰“其动也直”，直是不弯曲之意。凡物静止的时候，若不受外力，他是永远静止的，因此可下一定例曰“其静也专”，专是不移易之意；（6）正负二力变化，有八种状态，可把他描画下来，名之曰八卦又把这八卦，错综变化起来，把它所有的变态，穷形尽致的表示出来；（7）每一卦作一说明书，把宇宙事事物物的变态包含其中，使读者能够循着轨道推往知来；（8）这部书言盈虚消长之理，由虚而长而盈，是发散作用，由盈而消而虚，是收缩作用，可定名为易经。易有变易交易两解，经字即常字之意，使人见了易经二字，即知书中所说的，是阴阳二气变化的常理，换言之，即是正负二力变化的规律。以上八条，即是我们所订的编译大纲。他们果然这样做去，把书作成了，各书坊都有发售，阅者试读一部，检查一下，看与编译大纲合不合，即知与力学规律合不合。我们说：周易与力学相通，更可引严又陵之言为证。严译《天演论》，曾说道：“夫西学之最切实而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而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顿（即牛顿）之三例，其一曰：“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动路必直，速率必均。”此所谓旷古之虑，自其例出，而后天学明人事利者也。而易则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后二百年，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此岂可悉谓之偶合也耶？严氏之言如此，足为周易与力学相通之明证。 老子是周秦诸子的开山祖师，他在中国学术界之位置，等于西洋物理学中之牛顿。牛顿看见万物都向内部牵引，因创出万有引力的学说。其实这种现象，老子早已看见了。他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贞而贵将恐蹶。”老子的意思，即是说：天地万物，都有一个东西把他拉着，如果莫得那个东西，天就会破裂，地就会发散，神就会歇绝，谷就会枯竭，万物就会消灭，侯王就会倒下来。看他连下裂发歇竭灭蹶六个字，都是万有引力那个引字的反面字，也即是离心力那个离字的代名词，可见牛顿所说的现象，老子早已看见。牛顿仅仅用在物理上，老子并且应用到人事上，他的观察力，何等精密！他的理想，何等高妙！ 近代的数学，以代未知数，遇着未知物，也以代之，如光线是也。古代的数学，以一代未知，故中国古代的天元数，和西洋古代的借根方，都是以一代未知数，老子看见万物都向内部牵引，不知是个甚么东西，只好名之为一。 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又说：“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又说：“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这究竟是个甚么东西，值得老子如此赞叹？如今科学昌明了，我们仔细研究，才知他所说的，即是向心离心二力稳定时的现象，也即是阴电阳电中和时的现象。他看见有一个浑然的东西，本来是寂然不动的，一动作起来，就非常奇妙，“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一个东西，动作起来，就生出一发散、一收缩两个东西，由这两个东西，就生出第三个东西，由此辗转相生，就生出千万个东西了。 数学上用或一字代未知数，是变动不居的，可以代此数，又可代彼数，故用一字代未知物，可以代此物，又可代彼物。我们研究老子书中的一字，共有两种。他说：“天得一以清”的一字，是指万物向内部牵引之现象而言。他说：“一生二，二生三”的一字，是指离心向心二力稳定时之现象，也即是阴阳二电中和时之现象。我们这样的研究，老子书中的一字就有实际可寻了。 西人谈力学，谈电学，都是正负二者，两两对举；老子每谈一事，都是把相反之二者，两两对举。如云：“有无相生，难易相成。”有无难易对举。“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虚实强弱对举。他如：言静躁，言雌雄，言洼盈等等，无一非两两对举，都是描写发散和收缩两种状态。 正负二力，是互相消长的。老子知道：发散之后，跟着即是收敛，收敛之后，跟着即是发展，所以他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他以为要想向外发展，必先向内收敛，因此他主张俭，主张啬，俭的结果是广，啬的结果是长生久视，俭与啬者收敛也，广与长生久视者发展也。一般人都说老子无为，其实误解了。他是要想有为，而下手则从无为做起走，故曰：“无为则无不为。”他的话，大概上半句是无为，下半句是有为。例如：“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为成事长。”等等皆是。我们用科学的眼光看去，即知他是把力学原理应用到人事上。 我们生在今日，可以援用力学公例，老子那个时候，力学未成专科，当然无从援用，但老子创出的公例，又简单，又真确，即是用水作比喻，如“上善若水”，“江海能为百谷王”，“天下莫柔弱于水”等语，都是以水作比喻。水之变化，即是力之变化，他以水作比喻，即可说是援用力学规律。 学术是进化的，牛顿之后，出了一个爱因斯坦，发明了相对论，他的学说，比牛顿更进一步；老子之后，出了一个庄子，他的学说，也比老子更进一步。庄子虽极力推尊老子，然而却不甘居老子篱下，你看他《天下篇》所说，俨然在老子之外独树一帜，这是他自信比老子更进一步，才有那种说法。 庄子学说，与爱因斯坦酷似，所异者，一个谈物理，一个谈人事，爱因斯坦谈物理，从空间时间立论，庄子谈人事，也从空间时间立论。爱因斯坦名之曰相对，在庄子则为比较，从空间上两相比较，从时间上两相比较，比较即是相对之意，庄子和爱因斯坦，所走途径，完全相同。 庄子说：“泰山为小，秋毫为大。”又说：“彭祖为夭，殇子为寿。”这类话，岂不很奇吗？我们知道他是从比较上立论，也就不觉为奇了。拿泰山和秋毫比较，自然泰山很大，秋毫很小；如拿恒星行星和泰山比较，泰山岂不很小吗？拿原子电子和秋毫比较，秋毫岂不很大吗？拿彭祖和殇子比较，自然殇子为夭，彭祖为寿；但是大椿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拿彭祖与之比较，彭祖之命岂不很短吗？蜉蝣朝生暮死，木槿朝开暮落，拿殇子与之比较，殇子之命，岂不很长吗？庄子谈论事物，必从比较上立论，认为宇宙无绝对之是非善恶，世俗之所谓是非善恶者，乃是相对的。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发明的原则，庄子谈论人事，早已适用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必兼空间时间二者而言之，庄子学说亦然，泰山秋毫一类话，是从空间立论，彭祖殇子一类话，是从时间立论，所以说：庄子所走的途径，与爱因斯坦完全相同。 毛嫱西施，世人很爱她，而鱼见之则深入，鸟见之则高飞，同是毛嫱西施，人与鱼鸟之自身不同，则爱憎即异。骊姬嫁与晋献公，初时悲泣，后来又欢喜，同是骊姬，同是嫁与晋献公，时间变迁，环境改易，连自己的观察都不同。我们平日读庄子的书，但觉妙趣横生，今以爱因斯坦之原则律之，才知他的学说是很合科学的。 儒家的学说，把相对的道理忽略了，对于空间时间的关系，不甚措意，认为他们所定的大经大法，是万世不易的。庄子懂得相对的原理，故把儒家任意嘲笑，以为凡事须要看清空间时间的关系。儒家开口即谈仁义，庄子则曰：“仁义先王之蔽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之处。”此等见解，实较儒家为高。 儒家最重要的，是《大学》、《中庸》二书，《中庸》“放之则弥六合”，是层层放大，“卷之则退藏于密”，是层层缩小，具备了发散收缩两种现象；《大学》亦然。《大学》说：“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这是层层缩小。又说：“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是层层放大。绘图如（丁），阅之自明。孔子“上律天时，下袭水土”，仰观俯察，把宇宙自然之理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创出的学说，极合自然之理，而《大学》、《中庸》，遂成为儒家嫡派之书。 图缺 丁图 诚意之意字，朱子释之曰：“意者，心之所发也。”而明儒王一庵、刘蕺山、黄宗羲诸人，均谓，身之主宰为心，心之主宰为意，故曰：主意。其说最确，故可绘图如（丁）：西欧学说，无论利己主义，利人主义，均以我字为起点，即是以身字为起点；中国则从身字推进两层，寻出意字，以诚意为下手功夫。譬之建屋，中国是把地上浮泥去了，寻出石底，方从事建筑；西人从我字起点，是在地面浮泥上建筑，基础未固，建筑愈高，倒塌下来，压毙之人愈多。所以由斯密士学说之结果，会酿成社会革命；由达尔文学说之结果，会酿成世界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如实行中国学说，绝无此流弊。（详见拙著《中国学术之趋势》） 孔子问礼于老子，其学是从老子而来。老子曰：“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这是向内收敛。又曰：“无为则无不为矣。”这是向外发展。《中庸》“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正是老子家法。老子又曰：“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我们绘之为图，岂不与丁图一样？足知孔老学说，原是一贯。 仲尼祖述尧舜，尧典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绘出图来，也与丁图一样，足知孔门学说，是尧舜家法。 西人讲个人主义的，反对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讲国家主义的，反对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讲社会主义的，反对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个人即所谓我，社会即所谓天下。西人之我也，国家也，天下也，三者看为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去其二。而中国之学说则不然，把此三者融合为一，细玩丁图，于三者之间，还要添一个家字，老子还要添一个乡字，看起来，并无所谓冲突。《礼记》曰：“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此种学说，何等精粹。自西人眼光看来，世界处处冲突，此强权竞争，优胜劣败之说所由来也。《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处处取平行线态度，绝无所谓冲突。所以要想世界太平，非一齐走入中国主义这条路不可。 中西人士，聪明才智是相等的，不过研究的方法，稍有不同，西人把他聪明才智用以研究物理，中国古人把他聪明才智用以研究人事，西人用仰观俯察的法子，把宇宙自然之理看出来了，创出物理上种种学说；中国古人，用仰观俯察的法子，把宇宙自然之理看出来了，创出人事上种种学说。然而物理上种种学说，逃不出力学规律，人事上种种学说，逃不出心理学。我们定出一条臆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即可将人事与物理沟通为一，也即是将中西学说沟通为一。 中国古人所说上行下效，父慈子孝，与夫绥之斯来，动之斯和一类话，都含磁电感应原理，社会上一切组织，看似无有条理，而实极有条理，看似不科学，而实极合科学。本书所绘甲乙丙丁四图，纯是磁场现象，厘然秩然，可说中国古人是将磁电原理运用到人事上来了，西人则父子兄弟夫妇间的权利义务，都用簿式计算，以致人与人之间，冷酷无情，必须灌注以磁电，才有一种祥和之气。 中国古人，喜欢说与天地合德、与天地同流一类话，初看去，不过是些空洞的话，而今科学昌明了，大家都知道：所谓天体，是循着力学规律走的。古人窥见了真理，他说与天地合德同流，无异说：吾人作事，要与力学规律符合。 吾人作事，根于心理，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水之变化，即是力之变化，古人论事，多以水作喻，可以说：都是援引力学规律。老子曰：“上善若水。”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孟子曰：“源泉混混。”他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与夫“器方则水方，器圆则水圆。”等等说法，无一不取喻于水。孙子曰：“兵形像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形，水无常势。”故孙子十三篇，俱可以力学规律绳之。如本书第六章，举孙子所说：“吴人越人，同舟济而遇风。”韩信背水阵，引孙子语：“置之死地而后生。”俱可本力学规律，绘图说明。 宋儒子《孔记》中，特别提出《大学》、《中庸》二篇，程朱诸人，复精研易理，于真理都有所窥见。周子太极图，俨然是螺旋式的回旋状况，所以宋儒之理学，能于学术上开一新纪元。宋儒发明了理学，愈研究愈精微，到了明朝王阳明出来，他的学说风靡天下，我们只把阳明提出来研究即是了。他的学说，最重要者：（1）致良知；（2）知行合一。此二者均含有力学原理。 （1）致良知。王阳明传习录说：“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草木暂不说，请问瓦石是无生之物，良知安在？我们把瓦石加以分析，除了泥沙，别无他物，细加考察，即知它有凝集力，能把泥沙分子结合拢来，对于外物有一种引力，把瓦石向空抛去，它能依力学规律向下而坠。由此知：阳明所谓良知，不外力之作用罢了。阳明所说的良知，与孟子所说的良知不同，孟子指仁爱之心而言，只是一种引力，阳明则指是非之心而言，是者自必引之使近，非者自必推之使远，具有向心离心二力之作用，故阳明学说，较孟子学说圆满。我们这样的研究，即知阳明所谓致良知者，无非把力学原理应用到事事物物而已。 （2）知行合一。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这个道理，可画根力线来说明。例如：我闻友人病重，想去看他。我心中这样想，即心中发出一根力线，直射到友人方面，我由家起身，即是沿着这根力线一直前进，直到病人面前为止。知友人病重，是此线之起点，故曰：“知是行之始。”走到病人面前，是此线之终点，故曰：“行是知之成。”两点俱在一根直线上，故曰：“知行合一。”一闻友病，即把这根路线画定，故曰：“知是行的主意。”画定了，即沿着此线走去，故曰：“行是知的工夫。”阳明把明德亲民二者，合为一事，把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者合为一事，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者合为一事，都是用的这个方式，都是在一根直线上，从起点说至终点。 王阳明解释《大学·诚意章》“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二句，说道：“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后别立一个心去恶。”他这种说法，用磁电之理一说就明白了。“异性相引，同性相推”，是磁电的定例，能判别同性异性者，知也，引之推之者，行也。我们在讲室中试验，即知道：磁电一遇异性，立即相引，一遇同性，立即相推，并不是先把同性异性判定了，然后才去引之推之。知行二者，简直分不出来，恰是阳明所说“既知即行”的现象。 阳明说的“知行合一”乃是思想与行为合一，如把知字改为思想二字，更觉明了，因为人的行为，是受思想支配的。故阳明曰：“知是行的主意。”所以我们观察人的行为，即可窥见其心理，知道他的心理，即可预料其行为。古人说“诚于中，形于外。”又说：“中心达于面目。”又说：“根于心，见于面，盎于背，旋于四体”等语。我们下细研究，即知这些说法，很合力学规律。心中起了一个念头，力线一动，即依着直线进行的公例，达于面目，跟着即见于行事。但有时心中起了一个念头，竟未见诸实行，这是甚么缘故呢？是心中另起一种念头，把前线阻住了，犹如起身去看友人之病，行至中途，发生障故，路线被阻一般。此种现象，在阳明目中看来，仍与实行了无异，不必定要走到病人面前才算实行，只要动了看病人的念头，即等于行。故曰：知行合一。 阳明说：“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普通心理学，分知、情、意三者，这“好好色”，明明属乎情，何以谓之行呢？因为一动念，力线即射到色字上去了，已经是行之始，故阳明把情字看作行字，他说的“知行合一”乃是“知情合一”。所以我们要想彻底了解阳明学说，必须应用力学规律，根据他所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绘出一根直线，才知他的学说不是空谈，而是很合自然之理的。

全一卷 第45章 厚黑原理（心理与力学）之十一 经济、政治、外交三者应采用合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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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不但哲学家的学说，合得到力学原理。就是大政治家的政策，也合得到力学原理，以春秋战国言之，其时外交上发生两大政策，第一是管仲尊周攘夷的政策，第二是苏秦合六国以抗强秦的政策；这两大政策，俱合力学规律，故当时俱生重大的影响。管仲的政策是尊周攘夷，他提出尊周二字，九合诸侯，把全国力线集中于尊周之一点，内部力线，既已统一了，然后向四面打出，伐狄，伐山戎，伐楚，遂崛起而称霸了。春秋时楚国最强，齐自襄公之乱，国力微弱，远非楚敌，召陵之役，齐合鲁宋陈卫郑许曹诸国以击楚，是合众弱国以攻打一个强国，合得到力学上的合力方式，所以能取胜。后来晋文公合齐宋秦诸国以伐楚，也是师法管仲政策，采用合力主义。
苏秦合六国以攻强秦，这是齐楚燕赵韩魏六国各发出一根力线，集中于攻打强秦之一点，其政策名曰合纵，是合六根力线，从纵的方向向强秦攻去，也是一种合力主义，故他的政策实行后，秦人不敢出关者十五年。 诸葛孔明，是三代下第一个政治家，他的外交政策，是联吴伐魏，合两个弱国，攻打一个强国。史称：“孔明自比管仲乐毅。”孔明治蜀，略似管仲治齐，以之自比，尚属相似，请问孔明生平哪一点像乐毅，为甚以之自比？我们考《战国策》：燕昭王以乐毅为上将军，率燕赵楚魏宋五国之兵以伐齐；孔明的《隆中对》，主张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东联孙权，然后北伐曹魏，与乐毅和燕昭王那篇议论完全相似，可知孔明自比管乐，全是取他合众弱国以攻打强国这一点。这是孔明在南阳同诸名士研讨出来的政策，不过古史简略，只载“自比管仲乐毅”一句，未及详言之耳。后来孔明的政策成功，曹操听说孙权把荆州借与刘备，二人实际联合了，他正在写字，手中之笔都落了，由此知合力主义之利害。 大凡列国纷争之际，弱小国之惟一办法，是采用合力主义，合众弱国以攻打强国，已经成了历史上铁则。而强国对付之惟一办法，是破坏他的合力主义，设法解散弱国之联盟，故六国联盟成功，秦即遣张仪出来挑拨离间，吴蜀联盟成功，曹操即设法使孙权败盟。 弱国能否战胜强国，以弱国之合力主义能否贯到彻底为断。齐合八国之师以伐楚，晋合四国之师以伐楚，燕合五国之师以伐齐，是合力到底，故能成功。苏秦合六国以抗秦，而六国自相冲突，故归失败；吴蜀联盟，中经孙权败盟，关羽被杀，后来虽重行联合，而势力大为衰减，故仍不能成功。 合力主义，不但施之外交，且应施之内政。齐桓之能够称霸，是由管仲作内政，寄军令，内部力线是一致的；孔明治蜀，内部力线也是一致，故魏人畏之如虎。秦自商鞅而后，内部事事一致，六国既彼此相冲突，而各国内部复不讲内政，故秦兴而六国灭。管仲与宁鲍诸人，同心一德，合得到合力主义，故成功；苏秦有一个好友张仪，反千方百计，驱之入秦，违反合力主义，故失败。 主持国家大计，贵在把全国力线，根根都发展出来，集中于中央政府，用以对外，自然绰有馀裕，所以身负国家重责的人，必须有笼罩万有的气象。古人云：“万方有罪，罪在联躬。”即是此种气象，秦囗曰：“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也是此种气象。刘邦豁达大度，能把敌人方面的韩信、陈平、黥布、彭越等诸人收己用，智者尽其谋，勇者尽其力。项羽则局量狭小，不惟韩彭诸人容留不住，连一个忠心耿耿的范增也不能用。刘邦用众人之力，项羽用一己之力，故汉兴而楚灭。 武王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这是违反了合力主义。“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这是合乎合力主义，故武王兴而殷纣灭。他如光武之推心置腹，诸葛孔明之集思广益，都可谓之实行合力主义。 互竞主义，力线是横的，彼此相互冲突；互助主义，彼此虽不冲突，然力线仍是横的，成立不起政府，不得不流而为无政府主义。若行合力主义，则力线是纵的，可以成立政府，而力线则根根直达中央，彼此不相冲突。讲尼采的超人主义，其弊流于你死我活，讲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其弊流于你活我死，最好是行合力主义，你与我大家都活。 我国治国之术，有主张用仁义感化的，其说出于孟子一派的儒家，是建筑在性善说上面，性善说是一偏之见，故纯用仁义感化有流弊；有主张用法律制裁的，其说出于申韩一派的法家，是建筑在性恶说上面，性恶说是一偏之见，故纯用法律制裁，也有流弊。我们知道：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无所谓善，无所谓恶，这是把性善说和性恶说合而为一，施之治国，则一面用仁义感化，等于治水者之疏瀹，使之向下流去，一面用法律制裁，等于治水者之筑堤，不使其横流。治水者，既是疏瀹与筑堤并行不悖，所以治国者仁义法律亦可并行不悖。水之变化，即是力之变化，用治水之法治民，断不会错。 世界之所以纷争不已者，实由互相反对之两说，同时并行之故，而此互相反对之两说，大都一则建筑在性善说上，一则建筑在性恶说上。例如：个人主义经济学之鼻祖是斯密士，他说：“人类皆有自私自利之心，利用这种自私自利之心，就可把人世利源尽量开发出来。”因主张营业自由。故知《原富》一书，是建筑在性恶说上。社会主义经济学之倡始者，是圣西门诸人，他们都说：“人性是善良的，上帝造人类，并莫有给人类罪恶痛苦，人类罪恶痛苦，都是恶社会制成的。”故知共产诸书，是建筑在性善说上，性善说与性恶说既两相冲突，故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就两相冲突。民主主义的学说，发源于卢梭，卢梭说：“自然之物皆善，经人类之手，乃变而为恶。”这是属乎性善说。倡独裁主义者，则谓人心好乱，必须采用独裁制，才能镇压下去，这是属乎性恶说，性善说与性恶说，既两相冲突，民主主义与独裁主义，遂两相冲突。达尔文倡优胜劣败之说，发挥人类自私自利之心，这是属乎性恶说。克鲁泡特金，起而反对之，说：“动物和原始人类，都知道互助。”这是属乎性善说。性善说与性恶说，既两相冲突，故达尔文学说，克鲁泡特金学说，遂两相冲突。我们试思：同一社会之中，有种种两相冲突之主张，同时并行，世界乌得不大乱？ 我们要想解除世界纷争，非先把人性研究清楚不可，人性研究清楚了，再来定经济政治外交三者的实施办法。我们主张：性无善无恶，算是把性善说与性恶说合而一之，因此我们拟具的经济制度，是把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合而一之，拟具的政治方式，是把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合而一之。至于外交方面，我们把被侵略者联合为一，算是互助主义，进而对侵略者抗战，算是互竞主义，这可说是把克鲁泡特金学说和达尔文学说合而一之。基于经济之组织，生出政治之组织，基于经济政治之方式，生出外交之方式，由民生，而民权，而民族，三者一以贯之，而三民主义，就成为整个的了。 孙中山先生学说，业经国内学者详加阐发，独于他的学说，系根据力学原理立论，许多人都未注意。他讲五权宪法，曾说道：“政治里头，有两个力量，好比物理学里头，有离心力与向心力一般。”他主张两力平衡，才能达到安全现象。他讲民权主义，以机器为喻，以机器中之活塞为喻。又说：放水制和接电纽等等，都是把力学上原理运用到政治方面，中山先生把人事与物理会通为一，故创出的学说，很合宇宙自然之理。此书初版，对于政治经济外交三者，本着合力主义，一一拟具实施办法。 此次再版，因为曾写了一本《社会问题之商榷》，又写了一本《制宪与抗日》，后来又总括大意，写入《我的思想统系》中。其大旨：关于政治一层，人民行使四权，先从一村一场开始，各村各场办好了，联合为区，各区办好了，联合为县，由是而省而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有四万万五千万根力线，根根力线，直达中央，成一个合力政府。大总统去留之权，操诸人民之手，兴革大政，由全体人民裁决，大总统违法，可由人民总投票，撤职讯办，是为民主主义。大总统在职权内发出之命令，任何人不能违反，俨然专制时代之皇帝，是为独裁主义。像这样的办法，民主制和独裁制，即合而为一了。关于经济一层：土地、工厂、银行和经济贸易四者，一律收归国有，其他经济之组织，悉仍其归，个人主义、社会主义融合为一。人民私有之土地，始而收归一村一场公有，继而收归全区公有，全县公有，全省公有，终而收归全国公有（详细办法，具载拙著《我的思想统系》中）。关于外交一层，由我国出来，组织“新的国际联盟”，喊出“人类平等”的口号，以弱小民族为主体，进而与列强联合，以这个新的国联为推行我国王道主义之机关，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全球十八万万人共同做皇帝，把全世界土地收归全人类公有。 自有历史以来，都是人同人争，其力线是横的，我们改为纵的方向，悬出地球为目的物，合全人类向之进攻，把他内部蕴藏的财富取出来，全人类平分，人同人争之现象，永远消灭，是为合力主义之终点。

全一卷 第46章 怕老婆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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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一国之成立，必有一定重心，我国号称礼教之邦，首重的就是五伦。古之圣人，于五伦中，特别提出一个孝字，以为百行之本，故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全国重心在一个孝字上，因而产出种种文明，我国雄视东亚数千年良非无因也。自从欧风东渐，一般学者大呼礼教是吃人的东西，首先打倒的就是孝字，全国失去重心，于是谋国就不忠了，朋友就不信了，战阵就无勇了，有了这种现象，国家焉得不衰落，外患焉得不欺凌？
我辈如想复兴中国，首先要寻出重心，然后才有措手的地方。请问：应以何者为重心？难道恢复孝字吗？这却不能，我国有谋学者，戊戌政变后，高唱君主立宪，后来袁世凯称帝，他首先出来反对，说道：“君主这个东西，等于庙中之菩萨，如有人把他丢在厕坑内，我们断不能洗净供起，只好另塑一个。”他这个说法，很有至理，父子间的孝字不能恢复，所以我辈爱国志士，应当另寻一个字，以代替古之孝字，这个字仍当在五伦中去寻。 五伦中君臣是革了命的，父子是平了权的，兄弟朋友之伦，更是早已抛弃了，犹幸五伦中尚有夫妇一伦，巍然独存。我们就应当把一切文化，建筑在这一伦上，全国有了重心，才可以说复兴的话。 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积爱成孝，所以古时的文化建筑在孝字上。世间的丈夫，无不爱其妻也，积爱成怕，所以今后的文化，应当建筑在怕字上。古人云：“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故孝字可以为全国重心，同时可说，“天下岂有无妻之国哉”，故怕字也可以为全国重心，这其间有甚深的哲理，诸君应当细细研究。 我们四川的文化，无一不落后，惟怕学一门，是很可以自豪的。河东狮吼，是怕学界的佳话，此事就出在我们四川。其人为谁？即是苏东坡所做方山子传上的陈［忄造］季常。他是四川青神人，与东坡为内亲；他怕老婆的状态，东坡所深知，故作诗赞美之曰：“忽闻河东狮子吼，挂杖落手心茫然。”四川出了这种伟人，是应当特别替他表扬的。 我们读方山子传，只知他是高人逸事，谁知他才是怕老婆的祖师。由此知：怕老婆这件事，要高人逸士才做得来，也可说：因为怕老婆才成为高人逸士。方山子传有曰：“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俨然瞽腴底豫气象。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亦无不是的妻子，虞舜遭着父顽母嚣，从孝字做工夫，家庭卒收底豫之效；陈季常遭着河东狮喉，从怕字做工夫，闺房中卒收怡然自得之效，真可为万世师法。 怕老婆这件事，不但要高人逸士才做得来，并且要英雄豪杰才做得来。怕学界的先知先觉，要首推刘先生，以发明家而兼实行家。他新婚之夜，就向孙夫人下跪，后来困处东吴，每遇着不了的事，就守着老婆痛哭，而且常常下跪，无不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发明这种技术，真可渡尽无边苦海中的男子。诸君如遇河东狮吼的时候，把刘先生的法宝取出来，包管闺房中呈祥和之气，其乐也融融，其乐也泄泄。君子曰，刘先生纯怕也，怕其妻施及後人；怕经曰：“怕夫不匮，永锡尔类”，其斯之谓欤。 陈季常生在四川。刘先生之坟墓，至今尚在成都南门外。陈刘二公之後，流风余韵，愈传愈广，怕之一字，成了四川的省粹。我历数朋辈交游中，官之越大者，怕老婆的程度越深，几乎成为正比例。诸君闭目细想，当知敝言不谬。我希望外省到四川的朋友仔仔细细，领教我们的怕学，碾转传播，把四川的省粹，变而为中华民国的国粹，那么，中国就可称雄了。 爱亲爱国爱妻，原是一理。心中有了爱，表现出来，在亲为孝，在国为忠，在妻为怕，名词虽不同，实际则一也。非读书明理之士，不知道忠孝，同时非读书明理之士，不知道怕。乡间小民，往往将其妻生捶死打，其人率皆蠢蠢如鹿豕，是其明证。 旧礼教注重忠孝二字，新礼教注重怕字，我们如说某人怕老婆，无异誉之为忠臣孝子，是很光荣的。孝亲者为“孝子”，忠君者为*忠臣”，怕婆者当名“怕夫”。旧日史书有“忠臣传”，有“孝子传”，将来民国的史书，一定要立“怕夫传”。 一般人都说四川是民族复兴根据地，我们既负了重大使命，希望外省的朋友，协同努力，把四川的省粹，发扬光大，成为全国的重心，才可收拾时局，重整山河，这是可用史事来证明的。 东晋而后，南北对峙，历宋齐梁陈，直到隋文帝出来，才把南北统一，而隋文帝就是最怕老婆的人。有一天独孤皇后发了怒，文帝吓极了，跑在山中，躲了两天，经大臣杨素诸人，把皇后的话说好了，才敢回来。兵法曰：“守如处*女，出入脱兔。”怕经曰：“见妻如鼠，见敌如虎。”隋文帝之统一天下也宜哉！闺房中见了老婆，如鼠子见了猫儿，此守如处*女之说也；战阵上见了敌人，如猛虎之见群羊，此出如脱兔之说也。聊斋有曰：“将军气同雷电，一入中庭，顿归无何有之乡；大人面若冰霜，比到寝门，遂有不堪问之处。”惟其入中庭而无何有，才能气同雷电，惟其到寝门而不堪问，才能面若冰霜，彼蒲松龄乌足知之。 隋末天下大乱，唐太宗出来，扫平群雄，平一海内。他用的谋臣，是房玄龄。史称房谋杜断，房是极善筹谋之人，独受着他夫人之压迫，无法可施，忽然想到：唐太宗是当今天子，当然可以制服她，就诉诸太宗。太宗说：“你喊她来，等我处置她。”哪知房太太，几句话，就说得太宗哑口无言，私下对玄龄道：“你这位太太，我见了都害怕，此后你好好服从她的命令就是了。”太宗见了臣子的老婆都害怕，真不愧开国明君。当今之世，有志削平大难者，他幕府中总宜多延请几个房玄龄。 我国历史上，不但要怕老婆的人才能统一全国，就是偏安一隅，也非有怕老婆的人，不能支持全局。从前东晋偏安，全靠王导谢安，而他二人，都是怕学界的先进。王导身为宰相，兼充清谈会主席，有天手持麈尾，坐在主席位上，正谈得高兴，忽报道：“夫人来了”，他连忙跳上犊车就跑，把麈柄颠转过来，用柄将牛儿乱打。无奈牛儿太远，麈柄太短，王丞相急得没法。后来天子以王导功大，加他九锡，中有两件最特别之物，曰：“短辕犊”，“长柄麈”。从此以後王丞相出来，牛儿挨得近近的，手中麈柄是长长的，成为千古美谈。孟子曰：“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王丞相对于他的夫人，可真可谓孤臣孽子了，宜其事功彪柄。 符坚以百万之师伐晋，谢安围棋别墅，不动声色，把符坚杀得大败，其得力全在一个怕字。“周婆制礼”，这个典故，诸君想还记得，谢安的太太，把周公制下的礼改了，用以约束丈夫。谢安在他夫人名下，受过这种严格教育，养成养成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习惯，符坚怎是他的敌手。 符坚伐晋，张夫人再三苦谏，他怒道：“国家大事，岂妇人女子所能知。”这可谓不怕老婆了，后来淝水一战，望见八公山上草木，就面有惧色，听见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他胆子怯得个这样，就是由于根本上，欠了修养的缘故。观于谢安符坚，一成功，一失败，可以憬然悟矣。 有人说外患这样的猖獗，如果再提倡怕学，养成怕的习惯，日本一来，以怕老婆者怕之，岂不亡国吗？这却不然，从前有位大将，很怕老婆，有天愤然道：“我怕她做甚？”传下将令，点集大小三军，令人喊他夫人出来，厉声道：“喊我何事？”他惶恐伏地道：“请夫人出来阅操。”我多方考证，才知道这是明朝戚继光的事。继光行军极严，他儿子犯了军令，把他斩了，夫人寻他大闹，他自知理亏，就养成怕老婆的习惯。谁知这一怕反把胆子吓大了，以後日本兵来，就成为抗日的英雄。因为日本虽可怕，总不及老婆之可怕，所以他敢于出战。诸君读过希腊史，都想知道斯巴达每逢男子出征，妻子就对他说道：“你不战胜归来，不许见我之面。”一个个奋勇杀敌，斯巴达以一蕞尔小国，遂崛起称雄，倘平日没有养成怕老婆的习惯，怎能收此良果？ 读者诸君，假如你的太太，对于你，施下最严酷的压力，你必须敬谨承受，才能忍辱负重，担当国家大事，这是王导、谢安、戚继光诸人成功秘诀。如其不然，定遭失败。唐朝黄巢造反，朝廷命某公督师征剿。夫人在家，收拾行李，向他大营而来。他听了愁眉不展，向幕僚说道：“夫人闻将南来，黄巢又将北上，为之奈何？”幕僚道：“为公计，不如投降黄巢的好。”此公卒以兵败伏法。假令他有胆量去迎接夫人，一定有胆量去抵抗黄巢，决不会失败。 我们现处这个环境，对日本谈抗战，对国际方面，谈外交手腕，讲到外交，也非怕学界中人，不能胜任愉快。我国外交人才，李鸿章为第一。鸿章以其女许张佩伦为妻，佩伦年已四十，鸿章夫人，嫌他人老，寻着鸿章大闹。他埋头忍气，慢慢设法，把夫人的话说好，卒将其女嫁与佩伦。你想：夫人的交涉都办得好，外国人的交涉，怎么办不好？所以八国联军，那么困难的交涉，鸿章能够一手包办而成。 基于上面的研究，我们应赶急成立一种学会，专门研究怕老婆的哲学，造就些人才，以备国家缓急之用。旧礼教重在孝字上，新礼教，重在怕字上。古人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今后当求烈士于怕夫之门。孔子提倡旧礼教，曾著下一部《孝经》，敝人忝任黑厚教主，有提倡新礼教的责任，特著一部《怕经》，希望诸君，不必高谈*裁矗*只把我的《怕经》，早夜虔诵百遍就是了。 教主曰：夫怕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怕。 教主曰：其为人也怕妻，而敢于在外为非者鲜矣。人人不教为非，而谓国之不兴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怕妻也者，其复兴中国之本欤。 教主曰：惟大人为能有怕妻之心，一怕妻而国本定矣。 教主曰：怕学之道，在止于至善，为人妻止于严，为人夫止于怕。家人有严君焉，妻子之谓也。妻发令于内，夫奔走于外，天地之大义也。教主曰：大哉妻之为道也，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妻则之，荡荡乎无能名焉，不识不知，顺妻之则。 教主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怕妻，而不知为怕者众矣。 教主曰：君子见妻之怒也，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必诚必敬，勿之有触焉而矣。 教主曰：妻子有过，下气怡声柔色以谏，谏若不从，起敬起畏，三谏不听，则号泣而随之；妻子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急怨，起敬起畏。 教主曰：为人夫者，朝出而不归，则妻倚门而望，暮出而不归，则妻倚闾而望，是以妻子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教主曰：君子之事妻也，视于无形，听于无声，如闺门，鞠躬如也，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妻忧亦忧，妻喜亦。 教主曰：谋国不忠非怕也，朋友不信非怕也，战阵无勇非怕也。一举足而不敢忘妻子，一出言而不敢忘妻子，将为善，思贻妻子令名，必果；将为不善，思贻妻子羞辱，必不果。 教主曰：妻子者，丈夫所托而终身者也，身体发肤，属诸妻子，不敢毁伤，怕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後世，以显妻子，怕之终也。 右经十二章，为怕学入门之道，其味无穷。为夫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 新礼教夫妻一伦，等于旧礼教父子一伦，孔子说了一句，“为人止于孝”，同时就说“为人父止于慈”，必要这样，才能双方兼顾。所以敝人说：“为人夫止于怕”，必须说“为人妻止于严”，也要双方兼顾。 现在许多人高唱“贤妻良母”的说法，女同志不大满意，这未免误解了。“贤妻良母”四字，是顺串而下，不是二者平列。贤妻即是良母，妻道也，而母道存焉。人子幼时，受父母之抚育，稍长出外就傅，受师保之教育，壮而有实，则又举而属诸妻子。故妻之一身，实兼有父母师保之责任，岂能随随便便，漫不经意吗？妻为夫纲，我女同志，能卸去此种责任吗？ 男子有三从，幼而从父，长而从师，由壮至老则从妻，此中外古今之通义也。我主张约些男同志，设立“怕学研究会”，从学理上讨论；再劝导女同志，设立“吼狮练习所”练习实行方法，双方进行，而谓怕学不昌明，中国不强盛者，未之有也。

全一卷 第47章 厚黑教主传(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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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南宋年间，广东嘉应州长乐县崛起一个姓李的人家，家长李子敏和他的儿子李上达，创家立业，慢慢家道兴旺，子孙繁衍，就成了一个有名的氏族。后来代代相传，传到第十世上，有位名叫季润唐的，于清代雍正三年，携眷到四川来，先住隆昌萧家桥，后迁富顺自流井，遂在那里落籍了。四川自明末张献忠大屠杀以后，地广人稀，湖广一带的人民，都纷纷迁来居住，这个李姓人家的迁居，当亦不外此种原因。自李润唐入川以来，家道又慢慢兴旺，子孙繁衍，
传到第八代上，出了一颗思想界的慧星，读书穷理，好立异说，那便是以“面厚心黑”创立的李宗吾氏，这人自民国以来，已成四川的名人了。 我因避寇入川，得读李氏的许多著作，由彼此通信，而得相晤识，而结为好友，始尽知他的生平行事和言论思想，他并不是象外间所传的虚妄怪诞，立意在惊世骇俗的人，他的为人，既不面厚，也不心黑；但他偏偏提倡“厚黑学”，偏偏自称为“厚黑教主”，这种“反话正说”的作风，究竟是为何而来？世人不必笑他骂他，应当先加以深切的反省才是。释迦并不应该入地狱，耶稣并不应该钉十字架，但释迦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耶稣偏说：“凡不背十字架走的人，不配做我们的门徒。”这又是所为何来？我们同样应该加以反省的。至手李氏的谈教育，谈政治，谈学术思想等，都是一本正经的立论；不过他的思想有些奇僻，往往发前人之未发，言近人之未言，于是一般传统的学者，就骂他是旁门外道罢了。如今李氏已作古人，再不怕他放言高论了，可是他一生的行事，尚为世人所不尽知，生前的言论思想，也有许多是被忽视的。我为纪念这位亡友起见，不惜笔墨，作此厚黑教主传，好教世人藉以评定他的功罪。 李宗吾氏，生于光绪五年正月十三日。“宗吾”二宇，不是他的原名，这是他后来一再改定的。他的名号几经改变，当他幼年的时候，脾气非常蛮横，毫不依理，见者呼为“人王”；他的父亲就把“人王”二字，合为“全”字，加上辈“世”字，名为世全。算命先生说他命中少“金”，就加上金旁，成为世铨，后来私塾先生又说他命中少“木”，并不少金，他也正嫌父亲为他命的名不好，便自己改名世阶字宗儒，这是表示信从孔子的意思。二十五岁，思想大变，对于儒教颇不满意，心想与其宗法孔子，不如宗法自己，因改名为宗吾。他常说：“这宗吾二字，是我思想独立的旗帜。”以后宗吾，字行，而世阶的名字，就几乎无人知道了。 宗吾兄弟七人，姊妹二人，在兄弟中，他是行六，三哥早死，其余六房均得成立，他的父亲命名为“六谦堂”。除他一人外，兄弟皆务农，惟他的七弟后来开机房，略具商业性质。宗吾是相信遗传和胎教的，他说他之好读书，是决定在先天的，因为生他的那几年，正悬他父亲闭门读书的时候。并且他还引苏氏父子为证，他说：“世称苏老泉二十七岁，才发奋读书。考老泉生于宋真宗祥符二年乙酉，仁宗明道二年乙亥满二十七岁。苏东坡生于丙子年十二月十九日，苏子由生于已卯年二月二十日，他们兄弟二人，正是老泉发奋读书时代生的。历史上二十七岁才发奋读书的，只有老泉一人，生出二位文豪；四十岁才发奋读书的，只有我父亲一人，生出一位教主，岂非奇事。东坡才气纵横，文章豪迈；子由则人甚沉静，好黄老之学，所注老子解，推之古今杰作。大约老泉发奋读书，初时奋发踔厉，后则入理渐深，渐为沉静，故东坡子由二人，禀赋不同。我生于我父亲发奋读书的末年，故我性沉静，喜老子，颇类子由；惜我生于农家，为学不得门径，未免有愧子由了。”他说他的奇怪思想，也是禀自他父亲，实则他家一连几代，性格都有点特殊。我们先追溯到他的曾祖说起，来剖视一下他的血统看看。 宗吾的曾祖，名求枋，性格异常严肃，虽是一个开染店的老板，可是道貌岸然，无人不敬畏他。凡族亲子弟，应衣冠不整者，酒醉者，如果走到他的店门，立即屏气敛容，不敢径过。但他对人并无疾言厉色，仍是具有一副慈祥温和的态度。生平从未作过亏心事，享寿七十岁。临死之前，命家人捧手进巾，自浴其面，帽微不正，手自整理，然后凭几而卒。 宗吾的祖父，名乐山，一生务农，曾耘小菜出售；暇时贩油烛及草鞋，沿街叫卖。身形魁伟，性情朴素。上街担粪，有人和他说话，他必站立对答，粪担在肩上，不知放下。遇狡猾的人，就故意拿他开心，久谈不止，他便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引得满街人捧腹大笑。他于晚饭后便睡，及至家人就寝时，他已睡醒了，以后即不再睡。睡熟时，呼亦不醒，如呼“强盗来了！”即惊然而起。他于晚睡之后，即整理明日应卖小菜，整理完了，便手持一杆，往守菜圃。菜圃临近大路，贼人偷东西从此经过的，往往被他夺下，交还失主，所以贼人非常怕他，常常绕道而行。家中平日是舍不得吃肉的，到了年终，他才割肉十斤，准备腌起。自己持刀修削边角，削下来的约有半斤，便命他的妻子拔萝卜作汤，并切切嘱他：“大的留着出售，小的留着长成，须择一窝双生和破裂不能卖的，才拨来。”他的妻子找遍了圃中，不得一棵，他才忍痛允许拔来使用了。汤热，他亲自持勺，盛入碗内，又倒入锅中，再盛再倒，再倒再盛。他的妻子问道：“你这是干什么呢?”他说：“我想分给家人和工人，苦于不能公平和普遍啊！”这事过于不久，便一病而死。他的妻子割肉一方，献于灵前，一见即痛哭，自语“泪比肉多”！又因痛惜不已，即取他生前所用扁担珍藏起来，并且说：“后世子孙如昌达，常用红绫包裹，悬挂在正堂梁上，永留纪念！”据说这条扁担经他的子孙保留到民国九年，竟被贼人毁了。他的妻子曾氏，是高山寨富家的女儿，出嫁以后，终年陪着丈夫操作，挑水担粪，从无劳怨。有时归宁，看见猫犬剩余的食物，即暗暗想到，我家怎能得到这样的剩饭的食物？宗吾幼时，听到他的父母屡次述及此事，告诫他们兄弟说：“先人这时穷困，这般勤苦，一食之难，竟到如此地步，做儿孙的千万不可忘记啊！” 宗吾的父亲，名高仁，宇静安。他原是在外学生意的自父亲去世后，便为家农，与他的妻子共同操作，终日勤劳的情形，一如他的父母。常常取出他的父亲遗留的扁担，以作警戒，因而家道渐裕，得以购置田产。不幸在四十岁上，因劳致疾，医生警告他说：“赶紧把家务丢了，安心静养，否则非死不可！”他便把家务完全交付给妻子，自己专心养病。三年之后，始得生愈。他在养病期间，才得到看书的机会，先寻到三国演义、列国演义等书来看，以后就看起四书讲章来，他一看再看，于是从中就看出道理来，便是“书即世事，世事即书。” 他后来只看三本书，其他各书全不看了。哪三本书呢？一是《圣谕广训》，这书是乾隆所颁行天下的，后附朱伯卢的治家格言。二是《刿心要览》，还只是看全书中的一本，中载司马光及唐翼修等名言，他呼之为格言书。三是杨继盛参严嵩十恶五好的奏折，后附遗嘱（是椒山赴义前夕，书以训子的，所言皆居家处事之道)。此外还有一本三字经注解，信不常看。就是那三本大书中，还只有前二书是他手不释卷的。临死前数日，犹阅读不忍放下。他常说：“书读那么多干什么。每一书中，自己觉得那一章好，即把他死死记下，照着去行；其余不合心意的，就不必看了。” 他最爱高声朗读的，在《圣渝广训》中，有这两句：“人不知孝父母，独不思父母爱子之心乎?”在《刿心要览》中，有这几句：“贫贱生勤俭，勤俭生富贵，富贵生骄奢，骄奢生淫侠，淫佚又生贫贱。” 他读书固然是如此之少，而平生从未写过一个字，尤其稀奇。当宗吾七八岁时，发生一件急事，他父亲叫他拿笔墨来，等他拿来了他父亲又说不写了。但是宗吾偏说：“我的奇怪思想是发源于我父，读书的方式，也取法于我父。”这事，久后当加以证明。 宗吾的父亲自大病之后，即不敢再作笨重的工作，不过偶尔扯扯甘蔗叶，或种胡豆时盖盖灰罢了。但有暇即看书，自然是他心爱的那几本书，每当工人到田里工作时，他便携着烟竿，或火笼(一种烤火炉)，挟着书，坐在田边，时而同工人淡天，时而自己看书。他对于农事，异常内行，每晨必巡视垄—次，常说：“我睡在家中，工人在田间工作的情形，我都知道。”当家人从田间归来，他常问：“工作人到何处了？”如果因末留心，对答得不确实，他便笑着道：“不要瞎说！” 他一生注重早起，他说曾读过三个人的治家格言，都是主张早起的。朱伯卢云：“黎明即起”；唐翼修云：“早眠早起，勤理家务”；韩魏公云：“治家早起，百务自然舒展，纵乐夜为，凡事恐有疏虞。”因此，他虽不象他父亲那样早起，但他总是鸡鸣而起，无一日独断，就是隆冬大雪，亦无不如此。 那时还没有火柴，他每晨起来，便用火链敲火石，将灯点燃，遂以木炭生着火笼，温酒独酌，然后口含叶烟，一直坐到天明，这时，便将工人应做的工作，及自己应办的事，一一规划妥当了。所以他处理家务，都是有理有条；工人作工，时间也无片刻浪费。他怕工人起晚了，耽误工作，而每晨呼喊他们，又觉得讨厌；于是他把堂门做得很紧，一见窗上发白色，即把堂门砰一声打开，工人自然也就惊醒了。 他因为爱早起，好思考，所以生平与人交涉，无一次失败。他常说：“凡与人交涉，必须将他如何来，我如何应，四面八方都想过，临到交涉时，任他从哪面来，我都可以应付。” 当他病愈之后，邻近有一宅院想卖给他，他也很想要，但是苦于索价太高，就故意对卖主说：“价钱太高，我买不起。”可是彼此勾心斗角，牵牵连连，总不肯把事放过。邻人怨他当买不买，声言要到官府控告，他也不理；甚至把他家的出路掘了，他就由屋盾绕道而行，也不与人计较。结果，那庭宅院，还是卖绐与他，这时又生种种纠葛，他仍得到最后的胜利。 宗吾对我说，他的七弟世本，便是他父亲与邻人勾心斗角时生的。果然世本为人处世，精干机警，后来他的父母死，哥嫂死，丧事都由他一人包办，办得条条有理。世本还对人说：“我无事，坐起来就打瞌睡；有事办，则精神百倍。这几年，幸而家中死了几个人，还算有事可办，不然这日子就真难过！”于是宗吾又据以证明他的遗传及胎教说，他希望科学研究一下。他的父亲死时，享寿六十九岁，那时已成小康之家了。 广东人的祖宗纪念，乡土观念，以及团结的精神，是很强的。李家自到蜀以来，对于原籍的先人坟墓，和同族的安全，仍是深深地纪念着的。所以他们还派人赴粤扫墓，并慰问同族的父老子弟。在四川更是设有宗祠。宗祠的设立，据说是外省人来川，常被本地人欺凌，于是他们相约，凡广东姓李的人家，成立一会，叫做，“捧捧会”，有来欺凌的，就一齐同他们拚命。以后有人说“捧捧会”是违法的，：才改立宗祠。 广东人入川的，嫁女娶媳，必择广东人，偶尔破例娶本地女子，入门也必须学说广东话。家庭及亲戚往来，更要说广东话，否则说叫卖祖宗。李家自润唐到宗吾一辈，算来已有八世了；但他兄弟姐妹九人，都是和广东人结亲的。有这强烈的民族性格，再加以代代相传的个性血统，假如我们相信遗传学的话，则产生出一位赋有奇怪思想的李宗吾，这是不足为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