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O 背景特征、代理成本对年报营收计划披露的影响 ——来自沪深两市 949 家上市公司的实证证据

摘要：自愿性信息披露对增强对投资者的保护、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营 收计划是自愿性信息披露的重点内容之一， CFO 职责密切相关。 与 本文以沪深两市制造业上 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针对 CFO 的个人特征（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及其代理成本对 营收计划披露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旨在为探索影响公司自愿性披露的因素提供新的思 路，对公司治理提供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CFO 背景特征 营收计划 自愿披露

一、引言
自愿性信息披露是指除强制性披露的信息之外，上市公司基于公司形象、投资者关系、 回避诉讼风险等动机主动披露的信息（姜凡 2012） 。根据证监会 2003 年发布的《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公司董事会报告 中可以披露新年度的经营计划公司，可以编制新年度的盈利预测。由此可见，营收计划的披 露本质上依然属于自愿性披露的范围， 其可控的弹性极大： 披露内容的多少以及盈利预测范 围的大小的决定权很大程度上依然集中在公司自身上。 因此， 营收计划的披露本质上是自愿 性信息披露的一种（万鹏 曲晓辉 2012） 。近来有许多学者都在积极探讨影响公司自愿性披 露的因素， 通过发现其决定因素进而为提升公司价值提供指导。 然而在熊彼特之后的经济学 研究中，管理者的作用被严重地忽略了，他们之间的异质性被放在了非常次要的位置。之前 国内文献也大多着眼于公司特征方面的因素，如公司规模、财务杠杆等，少有学者关注高管 的个人特征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 专门针对 CFO 的研究就更不多见。 本文基于 Hambrick and Mason ( 1984) 提出的高层梯队管理理论，认为管理团队的特征与团队成员深层次的心 理、 行为特性有关， 而这种深层次的心理、 行为特性则会直接影响到战略决策的制定与选择， 由此可知管理者的特征是与管理行为相关的。 从全球范围来看， CFO 在公司治理层中的地位大大提升。 CFO（ Chief Finance Officer） ， 是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背景下， 以保障公司价值最大化为目的而设立的履行公司财 务管理方面职能的高级管理职位（杜胜利 周琦 2009）.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本土企业也 逐渐走向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财务战略管理时代， 随之而来的财务制度的变迁给公司治理带 来了广泛而深远的意义。以 2005 年开始的国内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为例，当时国内 1300 余家上市公司不得不与以机构投资者为代表的流通股股东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讨论， 多 数上市公司的财务负责人被赋予了主持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设计、 论证以及与投资者沟通等 环节的职权， 进而成为上市公司面对公众投资者路演的设计师和核心成员。 随着资本市场改 革的逐步深化、 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日益规范， 财务负责人权力与职责范围从之前的会计核算 与报告拓展到预算、绩效管理、内部控制、信息化、资本运作等多个环节。CFO 逐渐承担起 沟通企业内部与外部信息交流的责任。 从代理理论出发，我们对 CFO 与自愿性信息披露之间的联系进行如下两方面的分析： 对 外来说，CFO 受所有者委托监督经营者，因此 CFO 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将公司的经营情况和 财务报告传达给投资者，让投资者了解公司的实际运营情况。出于此种考虑，CFO 的个人特

征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对内来说，CFO 又受经营者委托，对企 业日常经营业务进行核算、报告等方面的工作。在双重委托下，理性的 CFO 有可能更倾向于 能够帮助实现自身利益的一方。在国内公司的治理结构下，CFO 常常隶属于 CEO，这就使得 监督体系很有可能失灵。 因此这意味着 CFO 的代理成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对公司自愿性 信息披露产生影响。据此，本文以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针对 CFO 的个人特 征（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及其代理成本对营收计划披露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 旨在为探索影响公司自愿性披露的因素提供新的思路，为公司治理提供一定的指导意义。 后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第三部分为假设提出，第四部分为研究设 计，第五部分为实证分析，第六部分为研究结论，第七部分为本文的不足之处。

二、文献回顾
本文试图探究 CFO 背景特征和代理成本对公司营收计划披露的影响， 文献回顾部分主要 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部分是对国内关于 CFO 相关研究的回顾， 另外一部分则集中于简要介 绍国内外关于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研究成果。 国内对于 CFO 的研究集中探讨了中国背景下的 CFO 制度， 其中包括对 CFO 职能和角色定 位的分析以及 CFO 特征对公司业绩等方面的影响。杨晓华（2007）对比中外 CFO 的职能发展 后指出，发达国家 CFO 的职能已发生了战略转型，他们在企业中位置显赫, 并以全新的财 务和管理理念, 更积极、主动、深入地参与企业决策过程和战略管理。学者李长青在《财务 总监变更探究》一文中也强调: “ 当代 CFO 是企业全面系统管理的保证。CFO 是公司战略 方向的发现者之一，是系统管理的执行者和设计者，是企业预算体系的设计者和执行者， 因 此无论从战略导向管理制度本身, 到整个企业的执行都离不开 CFO。 ”杜胜利和赵柳婷 （2005）实证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 CFO 制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 CFO 制 度建设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 并且仅有的 CFO 制度特征与公司业绩的关系并不显著。 在促 进财务高管人员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提高的过程中， 主要不是基于提高业绩和改善公 司治理机制， 而是由财务高管人员在公司中的个人地位和资历决定的， 并且从公司治理和企 业制度建设角度提出了迫切需要建立和完善 CFO 制度及其功能和机制的建议。 毛洪涛和沈鹏 （2009）还研究了 CFO 薪酬与盈余质量相关性之间的相关性。 国内外对于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披露动机、披露成本、披露 的经济后果以及公司治理特征与信息披露的关系。 对于披露动机，国外学者 Myers (1973) 指出，自愿披露是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降低公 司外部融资的资本成本的有效方式。国内张宗新（2005）对 1998-2003 年上市公司自愿性 信息披露行为有效性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资股的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动机明显较 强。对于披露成本，洪剑峭( 2004) 等人把自愿披露的阻碍因素即披露成本归纳为信息披露 的政治成本、 职工或其他资源提供方的重新谈判成本、 商业信用的损失成本和竞争劣势成本 等。对于披露的经济后果，Healy( 1999) 研究发现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增加会使得公司股价 提高和流动性增强。Kim 和 Verrecchia (1994) 认为自愿性信息披露能降低投资者间的信 息不对称，使投资者更愿意交易该公司的证券。 对于公司治理特征与信息披露的关系，Hossain（1995）研究表明，5 个与公司资质有关 的因素，公司规模、财务杠杆、资产占用比例、审计机构的权威性和异地上市对自愿性披露 有显著影响。Meek（1995）分别选择了美国 116 家、英国 64 家、欧洲大陆 46 家跨国公司 进行实证研究，认为公司规模、公司所在国家或地区、上市情况和行业是影响公司自愿性信 息披露的重要因素。Eng 和 Mak（2003）考察了新加坡 158 家上市公司不同所有权结构和董 事会构成对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 结果显示公司治理程度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存在明 显正向关系。国内对自愿性披露的研究较晚，陆正飞( 2002) 认为我国上市公司自愿信息披

露与外生的信息和宏观层面的因素有关， 但随着政府干预的逐步降低， 公司内生信息与自愿 信息的披露越来越密切。徐晓东和陈小悦(2003) 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为非国家股股东的 公司有着更高的企业价值和更强的盈利能力, 在经营上更具灵活性, 公司治理的效力更高； 其高级管理层受到来自企业内部以及市场的监督和激励也明显多于第一大股东为国家股股 东的公司。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基于 Botosan（1997）的方法或是通过自己构建自愿性信 息披露指数，来研究自愿性披露的影响因素。如张宗新（2005）就以构建的中国上市公司自 愿性信息披露指数来验证自愿性信息披露行为的有效性程度。乔旭东( 2003)通过构建上市 公司年报自愿披露模型， 认为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程度与公司规模无关， 与公司盈利能 力、独立董事存在与否以及公司发行股票种类密切关。范小雯( 2006) 按上市公司战略性信 息、 非财务主要信息和财务信息三类信息披露指数， 考察公司规模、 财务杠杆、 经理层持股、 公司盈利、外资股、审计费用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

三、假设提出
高层梯队管理理论指出， 管理者的认知能力、 感知能力等心理结构方面的特性会直接影 响到公司战略决策的制定。 由此我们猜测， 与管理者行为密切相关的管理者个人特征和公司 是否进行自愿披露性信息披露可能存在相关性。已有文献如 Wiersema M F 和 BantelK A 的 实证结果表明，平均年龄较大的高层管理团队较少进行战略变革。相对而言，年轻的经理们 具有更强企业战略变革精神。国内学者徐经长和王胜海（2010）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成长性 与核心高管的平均年龄显著相关。 文芳和胡玉明 （2009） 以上市公司 1999-2006 年的 R&D 投 资数据为样本，发现青年组的高管任期与公司 R&D 投资强度显著正相关，而高龄组的高管 任期却对公司 R&D 投资强度有负面影响。基于此，我们认为，企业管理者年龄较大时，越 倾向于采用稳健的方式进行计量，并喜欢限制那些与经营活动密切相关信息的披露，即 CFO 年龄越大，越趋向于规避风险，因此自愿性披露的意愿就越低。于是，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H1：保持其他条件不变，CFO 年龄与自愿披露营收计划负相关。 从社会学角度出发， 男性与女性的思维方式和管理风格存在很大不同， 性别的异质性可 能会引起公司信息披露政策的差异。国内学者何威风（2009）首次基于高层梯队管理理论对 上市公司高管背景特征与财务重述行为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回归结果显著。 其研究 发现：高管规模、高管性别、高管平均年龄以及高管平均任职时间与公司财务重述之间存在 显著的相关性，特别地，文章中还提到了 CFO 个人背景特征对公司财务重述的影响主要表 现在性别和任职时间两方面。 尽管也有文献表明 CFO 的性别对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显著性不 强，但我们认为，一般来说，女性管理者的管理方式会显得更为谨慎，倾向于将公司风险范 围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上。 尽管对外披露存在着 “披露不准确” 带来的风险， 但相较于 “不 披露”的风险，前者的风险是可控的，比如通过发布一个比较稳健的预测或者盈余管理以实 现自己的预测（郭娜和祁怀锦，2010）等。因此，女性 CFO 可能更希望公司自愿披露营收计 划。故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H2：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女性 CFO 自愿披露营收计划的意愿比男性 CFO 更强。 管理者学历越高，所具备的专业知识更加丰富。因此，高文化程度且深谙公司治理之道 的管理者应十分清楚自愿性披露的利弊取舍问题。 根据信号传递理论， 管理者们就更倾向于 自愿披露，这正是绩差公司难以模仿又恰恰可以让投资者信服的动作。对此，相关研究文献 的结论各有分歧。蒂豪尼等人发现，高管受教育水平的均值越大，获得的有效信息越多， 越 有可能制定出有利于公司发展的战略。李凯、秦丽娜和刘烨（2007）的研究表明对于自然人 控股公司，董事长持股、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学历水平与托宾 Q 值显著正相关。姜付秀等 （2009） 也实证证明了管理层的教育水平、 管理层平均年龄与过度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 性。但徐经长和王胜海（2010）的研究结果则表明高管年龄与公司成长性的相关性不大。 鉴

于研究对象与前人文献不同，也为进一步明确 CFO 的受教育程度与公司自愿披露的相关性， 我们假设如下： H3：保持其他条件不变，CFO 的学历水平与自愿披露营收计划正相关。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作为理性人的管理者倾向于个人利益最大化而非实现股东利益， 除 非两者的共同实现并不矛盾。这也就意味着，股东为使经营层致力于全面提升公司价值， 需 要提高其代理成本。CFO 是极为特殊的一员，既是经营层中重要的一环，负责企业财务决策 和资金管理， 同时需要对外报告的职责也使得其与投资者有着一定的联系。 在中国公司治理 制度的背景下，CFO 往往隶属于 CEO，其利益的实现有赖于 CEO。这就意味着 CFO 可能更倾 向于为实现经理层的利益而努力，而使得平衡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天平发生倾斜，那么 CFO 就可能降低自愿披露的意愿从而进一步影响公司披露政策的制定。 解决代理问题的途径之一 就是股权激励， 早先研究表明当经理人员只拥有公司少量股权时， 市场约束仍可以使经理人 员趋于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相反， 持有公司大量股权的经理人员可能有足够的投票权或广泛 的影响力来保证他们能以令人羡慕的工资水平受到雇用（法玛和詹森(1983)） 。因此，我们 提出如下假设： H4：保持其他条件不变，CFO 的代理成本与自愿披露营收计划负相关。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了 2012 年披露了其年度报告的共 1635 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全样本， 并根据 研究需要做了如下剔除： （1）剔除了 ST，PT 上市企业样本共 70 家； （2）剔除了 B 股样本 58 家； （3）剔除了相关数据不完整的样本。 最后得到符合要求的样本为 949 家。其中，公司财务数据的来源均来自 WIND 中国金融 数据库、CCER 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CFO 背景特征的资料均为笔者手动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布的公司资讯中采集。数据处理使用了 SPSS 21.0 软件。 （二）模型设计 为了检验本文的假设，构建如下模型： n Disc = β 0 + β1 Agei + β 2Genderi + β 3 Edui + β 4 Expi + ∑ γ i Controli + ε i i 模型中，Disc 代表公司是否在年度报告中披露下一年营收计划。根据 2003 年在《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中证监会提出 对公司董事会报告中所应予以披露项目的要求， 公司董事会报告可以披露新年度的经营计划 公司可以披露，披露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收入、费用成本计划，及新年度的经营目标， 如 销售额的提升、市场份额的扩大、成本升降、研发计划等，为达到上述经营目标拟采取的策 略和行动。 公司可以编制新年度的盈利预测， 凡公司在年度报告中披露新一年度盈利预测的， 该盈利预测必须经过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审核并发表意见。由此可见， 营收计划的披露本质上依然属于自愿性披露的范围， 其可控的弹性极大。 披露内容的多少以 及盈利预测范围的大小的决定权很大程度上依然集中在公司自身上。本文与万鹏和曲晓辉 （2012）的定义一致，把营收计划的披露视为自愿性信息披露的一种。尽管营收计划的披露 是在董事会报告中予以列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探究 CFO 对其披露与否的影响。因此，我们 将营收计划的披露作为被解释变量， 并且对报告中以点预测、 区间预测等定量方式披露下一 年度盈利预测的样本取值为 1，其他方式披露的或者没有披露的样本取值为 0。

模型中 别； 量。

Agei 表示公司 i 年末在任 CFO 的年龄； Genderi 表示公司 i 年末在任 CFO 的性

Edui 表示公司 i 年末在任 CFO 的学历水平，本文以这三项作为 CFO 个人特征的替代变 Expi 为管理费用率，是经营费用占销售额的比例。在罗炜和朱春艳( 2010)的研究中，

管理费用率被用来作为公司代理成本的衡量指标， 鉴于当下 CFO 薪酬数据公开较少， 而以其 他方式衡量 CFO 代理成本的资料（如股权激励等）更加难以采集。另一方面，如以 CFO 薪酬 数据作为 CFO 代理成本的衡量指标， 将急剧缩小样本数量， 可能对最终的实证结果影响重大。 本文认为，CFO 作为管理层中的重要成员，其代理成本与管理费用率存在一定联系，因此在 综合比较之后，本文依然采用管理费用率作为 CFO 代理成本的指标。 模型中我们还加入了公司经营特征和治理结构两方面的控制变量。公司经营特征方面， 一般来说， 公司盈利能力越强、 规模越大越有可能进行自愿性披露， 而公司财务杠杆越高时， 越不倾向披露。沈红梅（2003）以沪市 110 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结果证明边际利润率、 公司规模、大股东及其关联股东对公司自愿性披露有影响。王惠芳和原改省（2006）就 524 家深市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发现， “新年度经营计划的” 公司 自愿披露与盈利能力相关。 陈艳等（2009）对 2008 年我国沪市 854 家 A 股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影响 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发现公司规模、 行业门类等因素对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具有 显著影响。因此，本文选取了公司盈利能力（ROA 指数） 、公司规模（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以及公司的财务杠杆 （资产负债率） 作为公司经营特征方面的控制变量。 公司治理结构方面， 既有研究发现公司治理结构与自愿性信息披露存在相关性。吴卫星等（2004）研究股权结构 与市场交易中信息不对称程度之间的关系的结果表明， 国有法人股比例的增加加重了市场交 易中的信息不对称， 机构持股比例的上升也增加了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程新生 （2006） 也提出股权结构过度集中的状况会打破所有者、 经营者形成的整个利益共同体的平衡。 因此， 本文选取了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作为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控 制变量。 模型中涉及到的变量计算说明如下表所示： 表1 变量定义表 变量名称 Disc Age Gender Edu Exp Size Roa Lev Inst TP_ 10 定义及计算公式 衡量公司在报告期年度报告中是否披露了下一年度营收计划的变量， 如果披露 则该年度取值为 1，否则为 0 报告期公司在任 CFO 的年龄，30-39（含）为 1,40-49（含）为 2,50-59（含） 为 3,60-69（含）为 4 报告期公司在任 CFO 的性别，男性赋值为 0，女性赋值为 1 报告期公司在任 CFO 的教育程度，大专及以下为 1，本科为 2，研究生及以上 （含 EMBA）为 3 报告期公司管理费用占销售额的比率 公司规模，公司报告期上年度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报告期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 报告期公司的资产负债率 报告期期末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衡量报告期期末股权集中度的指标

五、 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 平均值 Disc Age Gender Edu Exp TP_10 Inst ROA Lev Size .78 2.02 .31 2.02 10.7457 60.8933 34.0775 5.6001 34.8642 12.3669 标准差 .417 .722 .461 .728 33.7905 15.9687 24.7814 5.7877 18.9279 1.0925 变量描述性统计 最小值 0 1 0 1 .5968 10.9100 .0029 -15.369 2 1.3970 8.3939 最大值 1 4 0.00 3 1163.28 33 97.1200 173.914 3 74.1054 73.1815 17.2725 25%分位 1.00 2.00 0.00 1.00 5.7805 49.7800 12.0388 2.1887 18.4541 11.6104 中位 1.00 2.00 1.00 2.00 8.4758 63.6100 32.7017 4.9734 33.3769 12.2215 75%分位 1.00 2.00 1 3.00 11.5226 73.6300 52.2239 8.2013 49.8204 12.9196

表 2 为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观察可知，Disc 的均值为 0.78，这也就意味着在 2012 年，所有制造业的上市公司平均四家有三家在董事会报告中对营收计划进行了披露。Age 变 量的统计结果显示处于 40-49 岁（含）之间的 CFO 比例大于 75%，而其他各个年龄段的 CFO 占比总和不到 25%。 CFO 性别的均值为 0.31， 说明 CFO 男女性别的比例大约为 7:3。 尽管 CFO 受教育程度的均值为 2，但上下四分位数分别为 3 和 1 的结果说明 CFO 的教育程度分布较为 分散，平均水平为本科，大专及其以下和研究生及其以上（含 EMBA）的比例相近。管理费 用率表明 Exp 的平均水平受到了个别极大值的影响， 从最大值最小值之间的差额也可得到同 样的结果。对于选取的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控制变量，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总和的均值为 60.89%，最小值为 10.91%，最大值可达到 97.12%。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平均为 34.08%，极 差值较大，75%分位数已经高达 52.22%，可见制造业企业有超过四分之一的比例为机构投资 者所控制。结合这两项指标可以看出，在中国的公司治理制度背景下，样本中的公司股权集 中度依然较高，一股独大的现象较为普遍。对于选取的公司经营特征方面的控制变量，样本 中的公司盈利能力均值为 5.6%，但较为分散，最小值为-15.36%，最大值为 74.10%。财务杠 杆水平平均在 34.86%左右， 公司规模平均为 12.3669， 两项极差值均较大可从侧面说明样本

的选取符合随机原则。 （二）相关性分析 表3

主要变量相关性分析

Disc Disc Age Gend er Edu Exp TP_1 0 Inst ROA Lev Size
1

Age
-0.02

Gend er
.062*

Edu
-.063 * -.166 *** -.113 *** 1

Exp
.182* ** -0.03

TP_1 0
.173* ** -0.05

Inst
-.303 *** 0.048

ROA
-0.01

Lev
-.266 *** 0.039 -.081 ** .093* ** -.340 *** -.314 *** .299* ** -.464 *** 1

Size
-.364 *** 0.025

1

.069*

-0.02 .074* * 0.002

1

0.038

0.015

-0.05 .143* ** -.114 *** -0.04

-0.04 .084* * -.386 *** -0.04 .442* ** -.069 * .536* ** 1

0.044

-0.04

1

0.007

0.048 .349* ** 0.052

1

1

1

注： 该表为 Spearman 相关系数矩阵， 、 *** * ** ***分别代表双尾显著性水平为 5% 1% 0.1% **、 5%、 1%、 0.1%。 表 3 为研究变量与自愿披露的相关性分析。从 Spearman 相关系数来看，CFO 年龄与自 愿披露与否并不相关。而 CFO 性别则与自愿披露与否相关，且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说明女性 CFO 相比于男性 CFO 要更倾向于进行营收计划的披露，与假设 2 的预期符号一致。 公司代理成本与自愿披露在 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相关。CFO 的受教育程度在 5%的显著 性水平上也表现出了相关关系。 控制变量中的前十名股东持股比例、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以 及公司规模、财务杠杆也都在 0.1%的显著性水平上相关。然而，公司业绩的衡量指标 ROA 的相关分析结果并不相关， CFO 受教育程度以及代理成本相关系数为负值的现象与本文假设 预期符号相悖，但考虑到尚未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因此还需下一步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以得到更为稳健的结论。 （三）Logistic 回归分析 由表 4 可以看到，当把所有解释变量对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指标进行回归拟合时， 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5%的显著性水平上， 在 CFO 的性别及其代理成本与公司自愿披露与否显 著相关。 这些结果与 H1 与 H4 假设一致， 同时也支持了前人关于管理层对自愿性披露的影响 的研究。而且，Gender 的系数为 0.400，Edu 的系数为 0.093，对比可知在 CFO 个人特征方 面，性别因素对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显著。Gender 系数为正值，符合预期，即当 CFO 为女性时，其所在公司进行自愿性披露的可能性越大。 然而 Edu 的系数绝对值偏小且为负值， 说明 Edu 与公司营收计划的披露相关性较弱且有 负相关趋势，H3 假设没有得到验证。并且 CFO 年龄与应收计划的披露之间的相关关系也没

有得到验证。 究其原因， 我们认为这与中国会计行业人才培养的特殊时代背景与会计行业发 展变化有关。CFO 的概念约在 90 年代进入中国，在此之前，中国的会计行业发展状况与世 界相比存在差距， 并且公司财务负责人的地位并没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公司决策中的作用有 限。同时从我国会计人才培养方面来看，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本科教育几乎很少设置会 计专业， 大部分开设会计专业的院校仅为大专或者中专， 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 期仍未得到彻底改善。因此当时接受教育、现在在会计行业中从业的人员学历相对较低。 而 在相关分析过程中可以发现，CFO 的年龄和教育水平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即 CFO 年 龄越大， 教育程度越低。 因此我们认为年龄与教育程度二者相反的相关关系有可能抵消了两 者对 CFO 营收收计划披露的作用，从而使 Age 与 Edu 的相关性水平并不显著。 控制变量中关于财务杠杆与自愿性披露之间的关系是值得注意的， 前人关于这方面的研 究得到了不一致的结论。 代理理论认为财务杠杆较高的企业自愿披露更多的信息， 而在我们 的实证研究中，财务杠杆与自愿性披露之间的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除了 Lev 显著性水平略高于 5%外，其他的控制变量如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机构 投资者持股比例、公司规模以及之前相关性分析并不显著的公司业绩因素也都在 5%的显著 性水平上与公司自愿披露营收计划显著相关。这反向证明了，在表 3 的相关性分析中，ROA 的相关性确实是受到了其他变量的影响。此外，TP_10 相关系数为 0.036，表明股权集中度 越高，公司越倾向于自愿披露下一年度的营收计划。Inst 相关系数为-0.019，表明机构投 资者持股比例越大，公司自愿披露的概率越低。ROA 的相关系数为-0.043，表明公司业绩较 差时，可能会倾向进行自愿披露。但是 TP_10 与 Inst 系数的绝对值较小，说明其对公司的 营收计划披露影响不是非常明显。 学界对股权集中度和机构投资者比例对自愿性披露的研究 结果也并不一致。 值得注意的还有，公司规模系数为-0.591，表明与其他控制变量相比，公司规模对自愿 披露影响程度较为显著， 而且公司规模越大时公司越趋向于不进行自愿披露。 早先的研究结 论也表明公司规模对自愿性信息披露影响显著，但是两者之间正相关。对此我们认为，由于 制造业行业的特殊性， 规模巨大的上市企业大多由国家控制， 而国有企业的董事会和高级管 理层的人员大多由政府任命，收到外部市场的威胁较小，自愿披露的内在动力不足，自愿披 露的水平较低。 表4 自愿披露营收计划 Logistic 模型回归结果 B Age Gender Edu Exp TP_10 Inst ROA Lev Size 常量 .072 .400 .093 .036 .036 -.019 -.043 -.012 -.591 7.225 S.E, .115 .162 .113 .018 .005 .004 .017 .006 .092 1.135 Wals .394 6.118 .687 3.951 45.822 27.017 6.444 3.462 41.034 40.514 df 1 1 1 1 1 1 1 1 1 1 Sig. .530 .013 .407 .047 .000 .000 .011 .063 .000 .000 Exp (B) 1.075 1.492 1.098 1.037 1.037 .981 .958 .989 .554 1372.998

六、研究结论
本文以沪深两市的制造业企业为样本， 对我国 CFO 的背景特征和代理成本对公司营收计 划披露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CFO 的性别对公司营收计划披露具有显著影响，

CFO 为女性时，其所在公司进行自愿性披露的可能性越大；CFO 的代理成本对公司营收计划 披露具有显著影响，代理成本越高，其所在公司进行自愿性披露的可能性就越大；CFO 的年 龄与教育程度对公司营收计划披露无显著相关性。

七、本文不足之处
1、由于上市公司 CFO 数据并不十分充分，本文依然沿袭了相关文献的方法，以人口统 计学特征作为其个人特征的代理变量，借此来探究 CFO 背景特征与营收计划披露的关系。 对 于 CFO 的职业发展路径、政治背景等因素未列入考察范围，可作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2、本文为了剔除行业、整个市场宏观因素的影响，最终只获取 949 家上市制造企业的 数据， 可能样本数量仍有不足而未发现一些实际相关的因素， 也可能因此使得一些相关性较 大的因素并不十分显著。

参考文献：
[1]万鹏 曲晓辉 《董事长个人特征、代理成本与营收计划的自愿披露——来自沪深上市公 司的经验证》 会计研究 2012（7） [2]乔旭东 《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自愿披露行为的实证研究》 当代经济科学 2003（2） [3]乔旭东 孙美华 巫升柱 《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影响自愿披露水平的实证分析》 财 经论丛 2007（1） [4]张宗新 张晓荣 廖士光《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行为有效吗?——基于 1998-2003 年中 国证券市场的检验》 经济学 2005（4） [5]王惠芳，原改省 《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自愿性信息披露实证研究——来自 524 家深市上市 公司的证据》 华东经济管理 2006（2） [6]林斌 饶静 《上市公司为什么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实证 研究》 会计研究 2009（2） [7]程新生 《自愿性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董事会功能与大股东行为》 南开管理评论 2006 史建梁 《董事会特征与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相关性研究》 经济问题 2010（5） 陈冉 《沪市上市公司资质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之实证研究》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2009 [8]王惠芳 《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国别差异及其启示》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 2006（2） [9]范晓雯 《高管特征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综述》 人力资源 2011 [10]姜付秀 伊志宏 苏飞 黄磊 《管理者背景特征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管理世界 2009 （1） [11]何威风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背景特征与财务重述行为研究》 2009 [12]徐经长 王胜海 《核心高管特征与公司成长性关系研究——基于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 数据的经验研究》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0（6） [13]文芳 胡玉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个人特征与 R&D 投资》 管理评论 2009 [14]李凯 秦丽娜 刘烨 《自然人控股公司中的高管特征与绩效》 管理理论 2007 [15]杜胜利 《CFO 在公司治理中的责任与地位》 公司管理 2004（1） [16]杜胜利 周琦 《上市公司 CFO 制度调查研究》 2009 [17]杨晓华 《中外首席财务官(CFO) 职能定位发展综述》 华东经济管理 2007（5） [18]杜胜利 赵柳婷 《中国上市公司 CFO 制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中国工业经济 2005 （5） [19]陈悦明 葛玉辉 宋志强 《基于权力视角的高层梯队理论外国研究述评》 未来与发展 2010（8）

[20]Bertrand Marianne Antoinette Schoar 《Managing with Style: The Effect of Managers on Firm Policie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 [21]Healy P M. Palepu K G. 《Information Asymmetry,Corporate Disclosure,and the Capital Markets: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Disclosure Literature》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1 [22]Hambrick D Mason P.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