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意义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资本账户开放已经成为一国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趋势。发达国家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普遍较高，发展中国家也相继放松对资本流动的限制以及其他一些资本项目管制。
资本账户开放增强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流动性，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为全球金融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机遇。但是另一方面，资本管制的放松和资本流动性的提升也使金融市场份额风险性增加。银行作为金融市场的核心，资本账户的开放对银行体系必然有不小的影响，而银行体系天然具有的传染性特质使得其系统性风险问题变得尤为重要。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资本账户管理政策不断改革，目前已经实现了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和资本项目部分可兑换，而资本账户开放步伐还在逐渐加快。伴随着大规模的外资涌入我国金融市场，银行体系在金融市场日益开放的过程中很可能受到冲击。把握我国银行体系系统性风险的情况，研究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与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键，有利于在我国逐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中化解银行体系中的风险问题，增强银行体系自身的保护能力，避免传染性扩张带来的单个银行问题的扩大化，从而更加有效地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性，保证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1.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论证。首先对我国银行存在的风险和资本账户开放情况进行分析，并选取模型对我国目前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和我国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进行测度，得到量化指标。然后对两组数据进行计量，通过Granger检验和一阶差分回归来证明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影响程度，并用脉冲响应函数测度资本账户开放度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长期影响。最后，对前文的分析和测度进行总结，并针对结论提出相关建议。
1.3 创新与不足之处
本文创新之处在于选取大量数据对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度和银行体系系统性风险进行量化度量，在资本账户对银行体系的影响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分析。
不足之处在于，对资本账户开放度和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测度指标都是采用了间接数据进行测度，尤其是系统性风险指标的准确性有待商榷，测量结果与实际情况可能有误差。
2 文献综述
系统性风险是一种有严重外部性的风险类型，主要用来分析金融业的风险传染然效应。根据Mishkin（1995）的定义，系统性风险是指“一个不能预期的突发事件使得金融市场信息处于混乱状态，并最终阻碍资金流向获得最大产出的投资机会。” 而之后的学者将狭义的系统性风险定义为：个体金融机构的经营失败或破产可能对其他金融机构或整个金融市场形成强烈冲击的风险（Olivier De Bandt &Philipp Hartmann， 2000）。虽然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内涵的表述有不同形式，但各个表述都强调了个体银行风险与银行体系失败之间的关系，注重其风险传染的特点和对风险的放大作用（邓晶，张加发，李红刚，2013）。
关于系统性风险的讨论一方面集中在其传导机理和传染效应上，另一方面集中在对其定量测定上。Minsky(1998)认为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主要是由其内生性引起的。Chakravorti（1996）通过分析银行资产组合的相关性，认为系统性风险主要是这种相关性引起的多米诺效应。Eisenbeis（1997）则认为银行间市场的信用关系是产生系统性风险的主要原因。Acharya（2009）认为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与银行资产收益率有相关性，并认为有效的银行披露制度、严格的资本充足率要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转化风险。汤凌霄（2003）认为宏观因素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形成并不重要，主要还是银行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造成的。翟金林（2005）认为银行系统性风险主要由宏观冲击引起，但其扩散和传染则是微观渠道导致的。在计算方面，目前主要应用的计量模型有CoVaR、GARCH-MES和PROFILE等方法。Michael Schröder（2003）利用GARCH模型测算了欧洲银行股票指数之间的相关性，并认为银行股票指数的相关性能够作为测量银行间相关性的指标，进而揭示了潜在的系统性风险。Michael Boss（2006）利用OeNB研究的SRM（systemic risk monitor）模型对奥地利的银行系统性风险进行了度量。Christian Calmes（2010）等人利用EGARCH模型分析了银行系统性风险与金融行业之间的关系，认为银行在宏观环境不波动较大时更容易表现出“单一性”。Levent Guntay 和Paul KupiecSergio（2014）利用CoVaR和MES模型测算了银行的潜在系统性风险，Mayordomo（2014）等人利用CoVaR模型对银行的金融衍生品的Shapley Value进行测算，进而反映出美国银行 2002到2011年间的系统性风险特征，并认为银行拥有一定量的外汇资产和信用衍生品有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
资本账户自由化作为目前世界金融领域不可逆转的趋势，对世界各国金融市场都会产生重大影响；而银行作为金融市场中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必然也会受到冲击。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学者从理论上解释了资本账户自由化会增加银行脆弱性的原因（McKinnon& Pill，1997； Levy-Yeyati，1999），并认为在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后会形成更大动荡、增加银行危机发生的概率（Detragiache， 1998）。陈雨露、马勇（2010）对55个国家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概率有显著影响，而这种影响在资本项目开放程度较低的 国家更为明显。具体而言，资本账户开放通过对一国的资本流动、信贷扩张、外资进入等因素产生影响，进而对银行体系产生影响。
在资本流动角度，Harry Huizinga（2001）认为资本自由流动对提高产出效率、增加银行的开放程度有显著影响，因而与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呈正相关关系。戴任翔（1999）认为资本账户开放条件下引起大规模外资流入，并增加了诸多宏观不稳定因素，通过影响银行体系资产负债表的结构和规模，最终增强了银行体系脆弱性。鄂志寰（2000）提出资本大规模流入在银行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时可能导致银行体系流动性波动，增加了流动性风险。
在信贷扩张方面，Levy（1999）提出“过度借贷综合征”理论，即资本账户开放度加大会引起发展中国家利率下降、信贷量增加，最终导致整个银行体系利益下降。Calvo（1998）认为资本流入导致的汇率上升会推高资本价格，进而促使金融机构增加信贷，银行信贷扩张，对其稳定性造成威胁。
在外资进入方面，Detragiache和Demirguc（1998）运用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外资进入有助于减小新兴国家银行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但是也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在发展中国家外资银行的进入不利于该国银行体系的稳定。周忠英（2010）通过实证模型论证了外国证券的流入对银行体系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并且外国直接投资影响大于证券投资。
针对中国的情况，黄金老（2003）认为，资本账户开放为我国商业银行带来外汇经营自主权，但同时也对中国银行业造成新的风险，要实现收益最大化就需要商业银行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高木信二（2005）认为中国银行不良贷款率下降并非由信贷资产质量改善引起，进一步的资本账户开放可能引起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规模和比率的反弹。董青马（2005）通过对开放条件下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分析，认为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在渐进式开放过程中主要表现为银行经营效率低下。李卫群（2006）认为，由于中国资本账户渐进开放模式不易形成“过度借贷综合症”，因而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与银行系统性风险呈负相关关系。许长新和张桂霞（2007）通过建立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得出，国际资本流动没有给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带来风险。李琛（2013）通过对2000~2012年统计数据进行研究，认为我国资本账户开放与银行危机呈反向关系。方显仓和孙琦（2014）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微观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在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加大的趋势下，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也呈现扩大趋势，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显著。
总之，对于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测算目前主要集中在个体银行层面，对银行系统整体风险的测算还没有出现一个统一权威的模型，因而对其形成因素和度量的研究角度十分多样化。就中国研究情况而言，由于度量方法不一，且数据获取有一定难度，银行间市场系统性风险的实证研究受到了制约，需要参考有关银行体系脆弱性和平稳性的研究。
针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和资本账户开放之间关系的研究也相对较少，可以参考金融自由化对金融市场影响的研究。由于资本开放账户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对银行系统的冲击也是不可避免的，而基于不同的国情，这种趋势对银行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我国渐进式开放对银行体系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还需要结合我国具体的市场情况和经济政策来分析。
3 理论阐述
3.1 资本账户开放
3.1.1 我国资本账户开放情况分析
资本账户开放也称资本账户自由化，主要表现为一国对资本账户管制的放松 。对于资本账户开放的定义主要被归为三类，即“取消跨国交易资本限制”、“取消汇兑限制”和“取消资本流动限制”。
2012年2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条件基本成熟》的报告，并列出了我国资本账户可兑换的限制情况。我国不可兑换项目目前有4项，集中在资本和货币市场工具交易及衍生品及其他工具交易；存在严格准入限制或额度控制的部分可兑换项目有22项，限制较为宽松的基本可兑换项目14项，不存在完全可兑换项目。总体来看，我国资本管制程度仍然较高。

图一：1996-2013年我国净误差与遗漏项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
但是我国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却不是非常强。在2002年之前，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错误与遗漏项一直为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存在资本管制外的资本流出。2001年以后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资本价格升高，而加入WTO也使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逐渐提高，资本大量流入国内。之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错误与遗漏项再次显示出大量的资本外逃趋势。巨额的对外资本流动没有收到监管而跨境流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资本管制并不是完全有效的。从我国过去十二年的资本项目主要子项目收支情况可以看到，我国的直接投资项目多年保持净流入状态，证券投资在近年来也有所增长，其他投资波动较大，但是2013年也已由大幅净流出转为净流入。此外，我国储备资产也持续增加。总体来看，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始终保持净流入状态，跨境资本波动幅度较窄，顺差规模明显增加，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持续提高。
图二：2001-2013年我国金融账户主要子项目收支状况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
3.1.2 资本账户开放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渠道
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效果之一是金融市场更加开放，市场化程度提高。这样的宏观经济背景虽然为银行业提供了发展机遇，但同时也使得“羊群效应”增强，个体单位之间的传染效果比开放程度较低时更强，个体银行发生危机会更快地向外扩张，引起系统性风险爆发。
本文认为资本账户开放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产生影响：
第一，增加银行流动性风险。资本账户开放度提高会引起大量外国资本流入我国，对外经济增长，企业和居民的经济交往活动较过去更加频繁。这些现象都会是我国银行体系存款量增加。从我国近年来商业银行的存贷比率可以看到，我国银行业的存贷比率在2008年之前一直都处在波动上升的状态中，说明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也一直在上升；这一趋势与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度也是基本一致的。另一方面，资本账户开放意味着本国利率逐渐向着与国际利率一致的方向变化，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一方面使本国利率政策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使国内利率更多地受到国际市场利率水平和发达国家利率政策的影响，因而利率可能会更加不稳定，并在一定程度上对银行的流动性产生负面影响。
图三：我国银行业信贷比曲线图 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CEIC统计数据整理所得

第二，增加银行信贷风险。资本账户开放引起国际投资大量流入，在我国以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下，这些外国资本会直接或间接地流入银行体系，对银行资产负债规模造成影响。一方面银行短期内信贷业务量迅速增加，使银行内部管理不同程度地出现信贷决策程序混乱；另一方面，银行信贷规模持续扩张，也对我国银行监管提出严峻挑战。由于政府隐性担保的存在，许多银行有机会放松风险约束，大量涉及风险部门或行业。这种现象可能使不良贷款数量增加，进而引发银行信贷风险加剧。
第三，增加银行汇率风险。我国目前的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是IMF在对世界各国汇率制度归类时将中国归入爬行盯住制度一类，说明在国际环境中我国对汇率制度的管制依旧较强。在资本账户开放的环境下，金融市场调节迅速，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必然导致汇率产生过多波动，偏离现有的长期汇率水平。同时，随着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提高，银行部门面对国外金融市场的机会增加，银行外币资产增多，外币负债也相应增加。银行外币净资产规模的加大伴随着汇率的波动，最终增加了银行的汇率风险。
图四：我国银行外币负债曲线图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金融年鉴》及国家统计局网站

综上所述，资本账户逐渐开放条件下，银行业的流动性风险、信贷风险和汇率风险都可能增加，对银行体系的稳定性造成威胁。在资本账户开放引起大规模资本流动等经济现象时，银行业在初期受到的冲击可能较大，所引起的不稳定问题也较多，因此加强银行风险管理以有效应对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环境的短期突发变化会比较重要。
3.2 银行系统性风险
3.2.1 银行系统性风险定义
系统性风险是指在整个体系中发生大面积机构倒闭的风险，它可以发生在各个金融系统中，但是发生在银行体系是最值得重视的 。因为银行比其他金融机构更加脆弱、更容易因传染效应而导致失败。银行的特殊性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银行的部分准备金制度使其在运营过程中更加脆弱，一旦发生大量提款，银行就无法完成资金储蓄业务。第二，银行具有高杠杆率，资本与资产总额比率相对较低，因而银行对资金损失的承受空间很小。第三，银行的现金占资产的比例很低，因此需要通过销售盈利资产或者发展金融产品来满足盈利性需求。第四，各个银行之间紧密联系，直接暴露在银行间货币市场和大额结算业务中，表明银行自身就带有很高的传染性特点。这些特点都导致了银行比其他金融机构更容易发生系统性风险。
3.2.2 系统性风险发生的渠道
银行系统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渠道主要有两种 。首先，宏观经济冲击可以对个别银行产生负面影响；其次，传染效应使个体银行风险向外扩散，最终导致系统性风险全面发生。例如，银行同业拆借市场会使得一个银行的破产问题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其他银行失败，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储蓄者或者银行合作机构可能将几所银行发生的问题视作整个银行体系不安全，因而大量发生挤兑行为，加剧系统性风险。
个体银行对整个银行体系风险的影响主要是由传染效应引起的，这是系统性风险最核心的问题。银行系统天然具有传染性。银行同业拆借系统将所有个体银行联系在一起，其中的债权债务网络使得任何一个小银行产生的问题都可能扩大到整个银行系统。在银行整体运营正常时，银行间拆借资金不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可是如果银行系统本身稳定性差或者脆弱性很强，一家银行出现问题时，受整个债权债务网络的传导，其他银行也会出现相关问题。
银行的传染性分为直接传染和间接传染两种。前者是指单个银行失败，不能及时收回债务，于是导致与其相关联的银行也产生相关问题，最终导致系统性风险特征；后者则影响因素众多，除了银行本身的经营情况外，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投资者心理因素等多种因素都会对传染效应做出贡献。出于简化考虑，许多学者在研究系统性风险时都使用直接传染效应。
但是传染效应本身难以定量，同时相关数据也不易测得，因此很难直接通过传染效应本身测度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如前所述，银行本身的稳定性或脆弱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银行间传染效应发生的频率和强度，银行体系越不稳定，其个体银行产生问题的概率就越大，其他银行受问题银行影响出现危机的可能性也越强。因此，可以通过考察银行体系的稳定性来间接测度银行的系统性风险。
4 我国银行体系的风险
Detragiiache和Kunt（1997,1999）通过对银行危机的研究提出了四个标志银行系统发生问题的条件，分别是：1）银行系统中不良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超过10%；2）救助成本占GDP比重超过2%；3）有大规模国有化迹象；4）广泛发生银行挤兑现象。以上一个条件发生一个或者一个以上就可以认为银行已经发生危机。对于估测我国银行系统风险而言，这四条标准显然需要有条件地看待。下面将对我国银行的不良贷款、资本充足率和资产负债结构进行考察，通过分析银行的脆弱性来分析其中暗含的银行系统性风险。
4.1 不良贷款分析
不良贷款作是衡量银行资产质量的重要标准，目前通用的安全标准是不良贷款率不高于10% 。由于不良贷款会削弱银行的偿付能力并且使资本充足率下降，较高的不良贷款率会增加银行体系风险，并且可能会使资本账户开放对银行的冲击放大。
我国在1999年之前对银行贷款根据期限分类，分为“正常、逾期、呆滞、呆账”四类；1999年后才开始广泛使用贷款的五级分类法，并在2005年才开始对外披露我国银行的不良贷款。根据中国银行监督委员会披露的数据，我国银行不良贷款率在2005年还处于12%左右，到2014年已经下降至1.25%，不良贷款总体额度和比例都有显著的降低。在结构方面，我国银行不良贷款的减少主要是因为2008年损失类贷款大幅降低，约600亿，此后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可疑类贷款和次级类贷款虽然有所下降，但是2009年后逐渐回升。目前，可疑类贷款虽然低于2005年水平，但是数值非常接近；次级类贷款则大约高出2005年100亿元。由于可疑类和次级类贷款承担的风险比较低，目前的不良贷款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银行发展的良好势头，其内部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在不断完善。加之监管逐渐加强，违纪经营也应逐渐呈现下降趋势。整体而言，我国银行贷款质量有所改善。
图五：2005—2014我国银行不良贷款率 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银监会网站

但是我国不良贷款总额在2012年之后的缓慢回升趋势不可忽略，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我国的不良贷款总额依然偏高。《2014年金融市场稳定报告》认为一旦给予银行系统一个大的冲击，不良贷款率将会大幅攀升。而目前不良贷款率稳定在极低水平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我国银行贷款总额不断扩大，稀释了不良贷款所占比重；其二，我国四大国有资产公司收购、回收国有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银行的不良贷款额。虽然资产公司对不良资产的回收能够起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作用，但是这使得统计数据和实际数据之间产生误差，对估计银行体系风险产生了阻碍，并且可能使市场盲目相信银行的稳定性。总体而言，我国银行体系资产质量并不理想，潜在风险较大。
图六：2014年末中国与其他世界大国不良贷款数额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全球银行及金融机构信息数据库
4.2 资本充足率分析
资本充足率主要用于反映商业银行在遭受损失后能够运用自由资金化解风险的能力，资产总额与加权风险资产总额的比率越高，银行应对风险的能力就越强 。根据2010年《巴塞尔协议III》的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应低于8%，一级资本充足率应不低于6%，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应不低于7%。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披露的数据，到2010年12月为止我国所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超过8%的水平。2014年底，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3.18%，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76%。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相比，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处在偏低状态。
A图七：2014年末各国银行资本充足率比较 单位：% 数据来源：全球银行及金融机构信息数据库

从数字上看，我国资本充足率已经达到国际通行的银行监管标准，但是如果考虑到我国银行的资产质量以及与巴塞尔自本协议要求的计算方法上存在的差异，实际资本充足率可能比统计数字要低。我国将银行业资产划分为五个不同的风险档次，并赋予不同的风险权数，根据这一计算方法计算出的资本充足率的分母可能小于根据巴塞尔协议要求所计算的分母，即使得资本充足率数值偏高。
图八：2009-2013四大国有行杠杆率

数据来源：根据各银行年报数据整理计算得到
图九：我国9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杠杆率水平

数据来源：根据各银行年报数据整理计算得到
为了加强对银行资本的监管，巴塞尔协议还对银行的杠杆率进行了规定。杠杆率作为衡量银行还款能力的指标，能够对银行在周期内的资本扩张进行限制，控制信贷风险。根据我国的规定，杠杆率不应低于4% 。
根据对我国A股上市银行的计算，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杠杆率水平主要处在4.5%到5.5%的区间内，符合制度要求。其中，商业银行和中信银行的杠杆率在2013年分别达到了5.9%和5.95%，属于所有银行的峰值。可以看出，我国4%的杠杆率指标要求不会对银行的短期经营造成影响，且能够起到对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补充约束作用。如果计算准确，符合实际，那么将有效抑制银行的信贷扩张冲动，降低整体风险。
根据对我国A股上市银行的计算，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杠杆率水平主要处在4.5%到5.5%的区间内，符合制度要求。其中，商业银行和中信银行的杠杆率在2013年分别达到了5.9%和5.95%，属于所有银行的峰值。可以看出，我国4%的杠杆率指标要求不会对银行的短期经营造成影响，且能够起到对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补充约束作用。如果计算准确，符合实际，那么将有效抑制银行的信贷扩张冲动，降低整体风险。
4.3 资产负债结构分析
四大国有银行在长期内主要资产来源为贷款，根据估算，1995年到2003年间，国有银行贷款占资产比重最高时达到65%，平均水平在50%以上 ，这表明我国主要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相对单一，对实现盈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平衡不利。2014年，四家国有银行的贷款占总资产比重依然维持在50%左右，高出世界主要资本国家银行的水平。
除了贷款占总资产比重，我国银行的存贷比略有回升势头。根据我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存贷比最高不得超过75%，而目前我国银行存在比维持在70%。这种存贷比指标的设定使了我国银行的盈利能力与其存款增长额紧密相连，变向鼓励各个银行争取更多存款。这样的结果之一就是银行大力发展理财产品（WMP）以吸引顾客，而这类产品的高收益高风险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系统性风险。当金融市场发生波动，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造成的银行挤兑问题就很可能发生。
以理财产品为首，银行的一些同业业务和未贴现的承兑汇票业务都属于资产负债表之外的盈利业务，其实都属于影子银行。由于传统银行的存款利息率较低，且国家严格的金融控制导致传统银行不能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银行业在自身发展理财产品之外逐渐与其他形式存在的影子银行合作，从而扩张信用，获得更多盈利。而影子银行高回报的特征吸引了很多顾客，以致近年来我国影子银行的数量陡增。但是，银行的理财产品主要是表外的“非正规金融”，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金融的多样性，但是将存款注入理财、基金、信托等金融产品会对银行本身的流动性和安全性造成影响。而银行的同业业务已从早期的银行间拆借发展成李荣同业拆入资金或吸收理财资金，扩大表外资产。这种以银行隐性担保发展起来的业务受到的监管较少，未来发生操作风险和信贷风险的可能性较高。这些风险一旦发生，银行就可能面临流动性不足或者偿付能力降低的问题，最终给整个银行系统造成风险。
5 实证检验
5.1 银行系统性风险测度
在中国，银行的系统性风险逐渐得到重视，很多学者对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进行了度量。方显仓（2014）选取宏观和微观的季度值银行体系整体风险进行测算，测试结果显示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波动较大，且整体呈扩大趋势。高国华、潘英丽（2013）运用CoVaR和GRANCH-KENN模型，通过上市银行的股票收益率计算个体银行对整个银行体系风险的贡献度，得出结论认为四大国有银行在系统性风险中起主要作用。马运全、朱宝丽（2011）选取多个银行监管指标并分别赋予权重后对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进行了测算，指标包括不良贷款率、资本收益率、资本充足率、大机构存款占比、大机构贷款占比等几项。测算结果认为我国系统性风险值始终处于30%以下，基本安全。张强、冯超（2010）利用夏普模型对我国上市银行系统性风险进行研究，认为我国系统性风险存在两极分化的问题。
整体来看，目前对于个体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测算方法相对完善，而对于整个银行体系的风险估测并不十分理想，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银行数据很多不可得，大大影响了模型的应用。例如，我国在2005年之后才开始对外披露银行不良贷款率，这对于2005年之前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测算会产生不利影响。另一个原因是，银行间风险传染程度难以量化，只能通过事件分析法来估计，比如对大规模挤兑事件的定义和分析。最后，在不同时期我国对某些指标的度量政策变化也会引起计算困难。
由于本文主要考察整个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并参考韩俊、邹薇、方显仓等人对银行体系稳定性和风险的测度方法 ，选取银行的存贷比、市场利率和我国货币供应量作为指标衡量银行系统性风险。
SYS=1/3×（(CL_t-CL_(t-1))/CL_(t-1) +R_t-R_(t-1)+(M_t-M_(t-1))/M_(t-1) ）
其中，SYS表示系统性风险（systemic），CL表示银行业存贷比，用于衡量银行的流动性风险，R表示银行市场利率，衡量利率风险；M表示M2/GDP，衡量市场上货币的供求的平衡度。SYS数值越大表示各类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越大。数据主要选取我国2000年到2014年的季度数据，其中存贷比根据人民银行提供数据计算的出，利率取自人民银行，M2和GDP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
5.2 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测量
关于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测量主要有约束式测度法和开放式测度法两种度量方法，主要类型列示如下：
表一：主要资本账户测度方法
测度方法 指标名称/方法 构建者
约束式测度法：通过建立虚拟变量指标对资本账户开放状态进行总体评价 KAOPEN Chinn & Ito（2005） 份额指标 Klein & Olivei（2001） MR指标 Montiel & Reinhart（1999） Quinn强度指标 Quinn（1997） 资本管制指数 IMF研究人员（1997）
开放式测度法：借助经济运行中的实际变量通过一定的计算方法测度资本账户开放程度 资本账户开放度=（资本流入量+资本流出量）/GDP Kraay（1998）
资料来源：叶伟春.国民经济安全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6）.
本文对资本开放度的计算主要选取Kraay的计算方法，资本流入量和资本流出量数据取自国家外汇局网站，GDP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5.3 检验结果
首先用Eviews软件对两组数据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根据结果可知SYS和OPEN的原始数据都是非平稳序列，但是其一阶差分平稳，说明原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接下来对数据进行Granger检验，结果表明在滞后期为1、10%的显著水平下资本账户开放对银行系统性风险有单向影响关系。
表二：ADF检验结果
变量 DW值 ADF值 5%临界值 10%临界值 差分次数 结论
Sys 1.823 -2.969 -2.916 -2.596 1 I（1）
Open 2.015 -4.059 -2.917 -2.596 1 I（1） 表三：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结果

Null Hypothesis: Obs F-Statistic Prob.

SYS does not Granger Cause OPEN 58 0.175 0.840 OPEN does not Granger Cause SYS 6.961 0.002

接下来对两个变量进行OLS回归，得到：
SYS=0.929+1.81×OPEN+ε_t
（15.06）（10.40） R^2=0.649， D.W=0.521
对上式的残差值进行单位根检验，可得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即残差序列平稳，所以两组数据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由于原回归模型有自相关性，因此使用一阶差分方程进行回归。定义SYS的差分DS为被解释变量，OPEN的差分DO和滞后一期的误差修正项RE_(t-1)为解释变量，建立模型得到：
DS=0.002+1.313×DO+0.182×RE_(t-1)+μ_t （0.168）（10.77） （2.234） R^2=0.679 D.W=1.798 F=58.060
一阶差分的回归结果表明，我国资本账户开放与银行系统性风险之间存在稳定关系，进一步验证了Granger检验的结果。此外，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可以看到，当资本账户开放度在T1时刻发生一个自然冲击时，银行系统性风险立即显示一个负向响应，而在第二期呈现一个较大的正向响应，之后经历二到三期的小幅波动，在长期内表现为负向响应，但是影响效果逐渐减弱。从总体来看，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对资本账户开放的敏感度较高，并且主要呈现负面影响。
图十：银行系统性风险对资本账户开放度的脉冲响应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测算两个变量的方法不是完全准确的，以上的实证结果仍然有待商榷。事实上，对整个银行体系的风险估测尚且处于理论阶段，能够真正运用于实践的模型还需要更多研究来发展和检验。
6 结论及政策建议
6.1 主要结论
一、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后，金融市场化程度也逐渐提高，这种变化对金融市场而言属于双刃剑。一方面给银行扩大发展空间、增强竞争力提供机遇，并可能促进银行利率市场化进程；另一方面可能增强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信贷风险和汇率风险，同时由于市场化程度提高也增强了银行间风险传染的概率。
二、系统性风险主要是在受到宏观经济冲击后通过微观传导机制将风险扩散的，银行自身的传染性的特点导致系统性风险无法避免，只能通过前期预警加强防范。目前我国银行的风险主要表现形式为：1）不良贷款总额高，且有逐步回升趋势，资产质量不够理想；2）资本充足率偏低；3）资产负债结构单一，影子银行有关业务的增长带来较高的潜在风险。
三、通过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和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测算和有关实证检验得出，我国资本账户开放与系统风险增长之间存在稳定关系，资本账户开放度每变化一单位，系统性风险增加1.313单位。脉冲检验也表明，资本账户开放在短期内对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冲击较为明显，而在长期主要表现为负面影响。
6.2 主要建议
一、保持资本账户开放顺序的合理性，对短期资本流动增加关注。目前我国的渐进式开放模式能够有效减少对金融市场的刺激，有利于保持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在资本流动方面，FDI 等长期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可以首先开放；而短期国际流动资本由于数量较大、组成的内容较为复杂，在开放过程中应当采取审慎态度，从而避免汇率风险、影响国际直接投资。
二、完善商业银行经营机制，增强其风险抵御能力。首先，采取措施降低不良贷款额，及时处理银行坏账。其次，在现有基础上完善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实现一般性存款占比降低、资金运用多元化等目标。适度资产证券化也有利于提高长期资产的流动性和变现性，在优化资产负债结构的同时可以有效分散风险。此外，还应加强银行监管，既要减少银行市场上的违纪经营行为，又要有效管理影子银行的发展，尽量控制银行潜在风险。
三、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在利率市场化的推动下，商业银行自主定价权将逐渐加强，更加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将有助于社会公众更好地选择服务主体，同时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我国应通过立法、确立政策等形式对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内容和形式加以规定，明确信息披露的原则与标准，同时加强金融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保证银行信息真实、及时、连续地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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