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国企改革从1978年试点开始启动，至今已经历三十多年的尝试与变迁。以往的改革集中于“搞活国企”，通过让利放权等方法刺激了国企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然而，现在与30年前国企所面临的境况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我们需要在继续深入市场化进程的同时，把改革的着眼点更多的转移到经营成果的共享上。
关键词:
国企改革、改革方向、利润分配

一、对以往国企改革的认识：
纵观整个改革过程，我们可以把国有企业改革看成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拯救国企运动。国家要把国企从低效率高亏损的深渊中拯救出来。改革的主题无非是“搞活国企”。国家在这场改革中运用的手段，其实可以归结为“放权让利”四个字。即让企业有机会享有部分利润，从而激励企业改善经营、提高业绩。国家放弃了对企业利润的独占，改为与企业共享利润。于此同时，国家对企业的控制全面从经营层面撤出，而赋予企业充分的自主经营权。这样做的目的都在于以一种权利和利益的刺激激励企业。或者可以这样说，这场改革带有一种“私有化”的色彩，它令企业可以自己把握自己的经营活动，自己有权利享有自己的经营利润。这么一来，国企的经营模式就越来越和私营企业靠拢了。毋庸置疑，国企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尽管现在在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内仍然有诸多问题，我们还是不能否认国企改革的成绩，至少它真的把国企给救活了。

二、 着眼点的变化：
现在，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仍然激烈。每年的两会里都少不了对国企改革的探讨。30年来的国企改革留下了一系列的问题，而且改革到了深水区，遇到了不少阻力。这些都要求我们继续解决“如何进一步搞活国企”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我觉得在现今的历史条件下，国企改革的着眼点应该有所转变。我们除了关注怎么搞活国企之外，更应该回到一个本体论的问题——“国有”——上来。这是关乎国企为何而存在的问题。也就是应该更加关注国有企业的利益分配问题，关注国有企业的经营成果如何让全体国民共享的问题。
如今，“搞活国企”已不应成为我们关注的唯一焦点。现在的历史环境已经和30年前完全不同了。30年前，国企严重亏损、没有活力，处在了崩溃的边缘，这时倾尽全力拯救国企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完全正确。当时国企面临的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但是，30年后的今天，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经过30年艰苦卓绝的改革，国企面临的形势大大改观。国企的经营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实力也日益增强，至少一些大型垄断性国有企业是如此。现在，生存问题已经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了。我们应该关注另一些更加现实更加深层的问题。

三、 改革方向：
(一)、继续深入市场化进程，搞活国企
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邵宁认为，经过几年的改革和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小企业层面基本没有国有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国有经济主要布局在大企业层面，未来的改革将是以国有大企业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国有大企业大体分为两种情况。 1.功能性的国有大企业。主要有三种类型： 第一，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的供给。如供水、供电、供油、供气、公共交通等。这个领域公益色彩很重，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有时候是冲突的，尤其是当市场信号波动很剧烈的时候。为减少对社会的冲击，企业在某种特定的阶段要承受亏损。比如中石油、中石化在成品油价格严重倒挂的情况下要保证市场的供应，其他所有制企业则可能很难接受，也很难承受。 第二，重要资源的开发。企业的经济利益和资源环境目标有时是不一致的，而现实的情况是企业自律不足、政府监管能力不足。有一组煤炭行业的数字：全国煤炭回采率小型煤矿15%-20%，大型煤矿45%；国外发达国家是60%-80%；目前中央企业有两家，都在70%以上。很多小型煤矿基本上采一吨浪费两吨资源，造成非常大的资源浪费。如果企业缺乏自律、政府监管能力不足的状况没有实质性的改变，重要资源开发由国有企业控制，会更好地平衡企业的经济利益和资源环境的目标。 第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比如军工企业、大飞机等战略性产业，带有特殊社会功能或者经济功能，需要承担特定的社会、产业目标，国有经济需要继续保持控制力。对这类国有企业下一步怎样改革，我认为主要是市场化的内部改革加上完善出资人管理，再加上行业性的社会监督。行业性的社会监督包括价格控制、服务标准、收入分配、资源配置的安排等，以保证企业服务好社会和公众。
2.竞争性国有大企业。
对竞争性的国有大企业应该怎样改革有很大争议。有很多人认为，应该继续退，使国有经济从一切竞争性领域退出。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美国、英国的模式，这些国家在竞争性领域没有国有企业。但是，在中国现实的国情条件下，国有竞争性大企业的存在与发展有着充分的必要性。核心问题是要退给谁。第一个方向是退给国外的跨国公司，有不少跨国公司对优质国有大企业有兴趣，但前提是要控股。然而，这些国有大企业大都关系国民经济的命脉，如果被国外公司控制了，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对国民财富的分配都是不利的。 第二个方向是卖给民营企业。这又受制于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阶段。民营企业目前总体上还处于一个创业者个人的、家族企业的阶段。家族企业有长处，内部是血缘纽带，企业内部的忠诚度很高，内部的管理成本非常低，企业的决策效率非常高。但也有缺陷，内部的制度化建设较差、随意性较大；内部形不成制衡机制、决策风险大；企业文化是以家族关系为中心，家族以外的人难以受到信任，存在排外的情况等等。所以，以家族企业的形态经营中小企业效率非常高，但不太适合大企业的管理和治理的要求。
在中国现实的国情条件下，在国有大企业改革的现阶段，不能简单地沿用前些年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的办法，把企业退给别人。改革的方式需要转变，即依托资本市场在国有体制下对这些企业直接进行市场化改造，通过上市实现公众公司改革。其要点是：
第一，上市的模式。这几年国有大企业上市的模式和前几年不同。国资委成立之前，很多企业上市是对一部分优良资产进行包装，是部分上市。现在的方向是整体上市，至少要做到主营业务整体上市，所以上市公司整体的业务链是完整的，具备独立经营的能力。主营业务整体上市的集团公司，逐步将存续企业消化之后再实现整体上市。 第二，依托的资本市场。目前中央大企业相当一部分是在境外上市，引起了很多争议。笔者认为，企业的治理水平和所依托的资本市场是直接相关的，推动中央企业到境外上市，就是希望把境外成熟、规范的资本市场机制直接引入企业内部，保证上市之前的重组和上市之后的运作能够达到国际资本市场的要求。现在看，境外上市对企业规范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不可能再做假账，透明度明显提高，运作也比较规范，其他方面也很难干预。所以市场选择是境外加境内，就是A+H的模式。
第三，最终的体制构造。竞争性国有大企业最终的体制模式很可能就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上市公司，没有集团公司、不背存续企业，完全按照资本市场的要求运营。这种状态就彻底实现了国有资产的资本化，流动性非常好，随时可以调整、也很容易调整。一旦国家需要钱，通过资本市场可以非常顺畅地变现。
(二)、关注经营成果的共享问题
国有企业的经营成果在社会共享的问题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在很长的历史阶段，我们犯了“为公有制而公有制”、“为国有而国有”的观念性错误。事实上，公有制和国有化本身不是目的，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理论的角度出发，公有或国有的最终目的在于消除剥削、消除不公平、全民自由发展。而公有制的最初出发点也就是要扭转发展资料、机遇和发展成果享有权被少数人独占的局面。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不仅要体现在生产资料的全民共有，还要体现在共有资本的增值部分由全民共享。因为公有制指向的普遍公平和共同富裕。
我觉得在国企经营成果共享这个方面，现在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国企的利润如何分配的问题。另一个则是公益性领域的垄断企业如何增进公众福祉的问题。
现阶段，国企在把利润奉献给社会这一点上做得不够。在改革开放以前，国企的所有利润都上缴国家。因此，在当时不存在国企让不让利于社会的问题。但是自从国企改革开始之后，这个问题也就出现了。国家让利给国企，国企有了一部分可以自己支配的利润。这样做的初衷是激励企业，促进企业改善业绩。这种做法无可厚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值得提倡，同时成效也十分显著。但这里出现一个问题，企业的利润中，应该拿多少给国家，留多少给企业呢。在过去，我们只考虑了“给企业留多少利润可以最好地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而忽视了“国企为国家上缴多少利润可以使国企的社会效益最大化”。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许多国企，至少是垄断行业中的大型国企，越做越大，利润越来越丰厚，但是上缴财政的比例却很小。这就相当于占据了公有的资源资本和关键行业赚到的钱却不拿出来分。根据2007年出台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资源型国企上缴利润的10%，一般竞争性国企上缴5%。然而从数字上看，比起央企的巨额利润，这个比例未免太微不足道了。
除了利润分配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垄断性国企在垄断经营的过程中，怎么增加公众福利，或者更基本地，如何使公众利益不受垄断势力的侵害。继续依据上文对国企的分类进行讨论。对于第一类为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保障的企业，即具有公益性的企业，例如石油石化、电力、通信、供水、供气、公共交通等领域的企业。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像电力、供水这些行业有很大的正的外部性，竞争反而不利于行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由少数甚至单一的厂家进入这些领域更加有效率。但是，经济学原理又告诉我们，在没有管束的条件下，垄断经营会导致更高的市场价格，更少的产量和社会福利的净流失。所以，这里就有一个矛盾。在这些保障性领域中，发达国家的做法是加强对垄断企业的管束，特别是价格管束。这种管束可以在不改变垄断经营格局的前提下。令价格降低到竞争市场的水平。但是在我国，这种管束并不十分有效。我想，问题的症结在于我国缺乏一种“外部监督”的机制。长期以来，我国的监管体制都转不出“自己监督自己”的怪圈。国企的主要监督者是政府，而国企的直接所有人和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又是政府。我们又怎么可以指望政府自己牺牲自己的利益，自己切断自己的财路呢。这就注定了政府对垄断性行业的约束是有限的。但是，在公共性公益性产品的定价问题上，老百姓的发言权依然有限。普通大众仍然躺在砧板上，任由垄断势力宰割。在国企改革的进程中，我们是否应该考虑一下对体制进行革新，在监督体系中建立独立于政府之外、贴近社会公众利益而又掌握实质性监督权的机构呢。我们是否应该考虑一下从体制入手，切实保障公民权益呢。这些都是国有企业改革中值得思考的问题。